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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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象胡同一号。
庄韬回到自己家了，西院二号，两间靠厕所的西房。阴，潮，臭，刚才硬着头皮钻进院，现在更是硬着头皮钻进家。家很小很挤“钻”字传达出了自己的全部感觉，田鼠从田间回到洞穴里，就是这种感觉吧。越来越深，越来越暗，越来越泥土气，越来越安全——但这安全感他是不需要的。
他在那些宽宽敞敞的会议室中，在宽宽大大的主席台上，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放开着魁梧的身量，还放开着他的谈笑风生和气派，当当当地像个大钟。回到这个家就要收缩起来，在晦暗中摸索着在一个吱嘎嘎响的竹椅上坐下，挤着放下宽大的臀部。没文化的人讲屁股，而有文化的人讲臀部，这就是语言的文明。要语言美。他想起自己在主席台上的讲话了，人们哄堂大笑。自己讲得很风趣，就要这样深入浅出。
“你回来了？”先听见声音，才在阴暗中看见老婆那张黄脸。“这么黑还不点灯？”“省点吧。”“这能省多少？”他笑笑，但没说下去。节约不在这上，此乃小农式的节约。现代化的节约是爱惜时间，爱惜人才，爱惜知识，爱惜资金。又想到站在主席台上的讲话了：补袜子的勤俭精神要不要？我说要。但这种精神在今天有新的表现了，补袜子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搞一项革新，创造几万倍于一双袜子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对旧时代的发展。不是袜子不补了去花天酒地，这又是我们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区别。和老婆就不须讲这些了，她没那么高层次。没文化，比自己大五岁，农村人，现在完全是个在炕头做针线的老太婆了。而自己，则是一派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形象。
“是你？你来干啥？”老婆从猪圈旁直起身，半天认出来，怔怔地问，手里倾斜的猪食勺滴滴答答流着泔水。
“我接你来了。”他看着她那张衰老的黄脸“我去年平反了，一直在找你和孩子们。”
“你你来接我？”她嗫嚅着，看着他一身的卡制服，堂堂皇皇，她痴呆呆地摇了摇头
年轻的朋友们，什么是爱呢？爱就是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爱。我理解祖国的伟大，我爱，我理解人民的伟大和苦难，我爱。我理解我爱人当时离开我是迫不得已的，所以我不但不存在对她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而且还爱。爱还在于给予，而不在获取。一个人爱劳动成果，因为他在其中倾注了血汗，一个人爱子女，因为他给予了子女许多的爱抚。我们爱一个人，首先的意义是给予，不是获取。
人们为他的崇高鼓掌，为他忠贞的爱情鼓掌。
“庄校长在家吗？”一个慕名而来的小伙子愁眉不展地坐下了“您最关心年轻人，所以，我有件事想求您帮助解答。”小伙子几次恋爱都失败“我的标准一点不高，就是一条：要漂亮。”
我看你的失败是必然的，漂亮有什么用？再漂亮能漂亮一辈子？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还漂亮？那时她的牙掉了，腰也弯了，嘴也瘪了，还漂亮？那你还爱不爱？他说到这儿不由得斜着看了老婆一眼，她正坐在床上缝衣服，脸又黄又皱。小伙子也不由得往那儿看了一眼，倒吸一口气，低头又听了一会儿训导，礼貌地告辞了。
“她”又在眼前浮现出来。三十多岁，藕荷色短袖弹力衫，百褶裙，身材匀称，微笑着站在他面前。庄校长，我对学校工作提点建议。好，你提吧。他非常和悦地听她讲。她讲得很认真很直率，声音很文雅很好听。校长办公室没人了，老师早已走了，路灯亮了，两人才出了校门。我没事，再陪你走一段，她热情地说着。两个人并肩轻松地谈着，他非常清楚地感到自己在她身边的魁梧和她在自己身边的轻盈。和她一起走路，他能感到平时感不到的习习小风。他平时走路很急，步子又大，心中又想着事，感觉自然就粗。
“她”和他一块儿出差上海，两人伫立于吴淞口。这里长江宽近百里，江风浩荡，白浪哗啦啦扑上岸来，水雾迷蒙，一艘帆船在颠簸起伏着。“她”很轻捷地往后掠了一下短发，裹紧被风吹得呼啦啦响的风衣，快乐地嚷道：这儿真好，我不喜欢市里，不喜欢南京路，挤死了。我喜欢这儿。他说：我也是。她笑了：那我们情趣完全一致。
他看了一眼老婆在枕套上绣的大红花。
“庄校长。”门外有人叫“她”的声音。“总算找到了。”还没等他站起来“她”已经进来了。“来来，请坐。”他连忙说道。
“坐吧，您喝水吗？”老婆也赶紧下了床，热情地招呼。“您是”“她”有些犹豫地判断着。
“这是我爱人。”他介绍道。
“噢，我早就听庄校长在报告中讲过您了。”
大四合院内，第二大矛盾是用水用电。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水表，水费怎么交？只能按人头。全院总水费除以全院总人数（179人），等于每人应交水费，各家再乘以自家的人口。那些一天到晚在水龙头旁用水的人就遭人背后白眼。
一家上海人一天到晚用拖布拖地，用抹布擦地，水龙头旁总碰见他家女人，白皙皙的脸，不是高挽胳膊在哗哗大放的水中冲洗，就是提着桶、拖布在一旁耐心等待。你好好等吧。正在洗衣服的人格外拼命洗，多洗，久洗。我不多用点水，水费就白补贴你们了。人们都含着这心理，到水龙头旁就哗哗开大，往多了用，结果每月水费上升。
用电，全院只有一个总电表。电费就按各家的瓦数摊了。每月总电费除以全院总瓦数，是每瓦电费，各家再乘以自家的瓦数。可瓦数是各家自报的，虽然每月收电费时也再登记一下看一看，可谁保得住你平时不把小灯泡换成大灯泡？谁又保得住你一到晚上就又装个床头灯？至于谁家熬夜多，通宵的亮，人们就更有气不能提了。难道专门派个人记录各家熄灯的时间？天下哪有那么多公平合理的事，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可是你若私用电炉就谁也受不了啦，激起公愤了。全院现在总瓦数才一千多瓦（这是明报的，实际可能高得多），你一个电炉就两千瓦，谁替你摊电费？嚷也好，骂也好，在院门口黑板上贴一张布告：请自觉，不要偷用电炉。都不管用。到了晚上，院内灯一暗，电压下降，电炉又打开了。你当院骂骂，他可能停了，等大多数人家熄了灯，到电表下看看，它正嗖嗖转得飞快。
谁出面管？谁愿得罪人？都瞎嘈嘈，顶啥用？人们对这种侵犯公共利益的事，常常是停留在气骂而已，侵害公众利益远比侵害个人利益安全得多。公众的人数越多，你的侵害越可肆无忌惮。
“庄校长，你看这该咋管啊？”有人请教庄韬。他皱皱眉，一扬头：要从启发教育入手。“教育能管用？”能，关键看你用什么办法。他决定亲自管管，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就要到处创造奇迹。他用毛笔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在大院门口的黑板上。
用电炉的朋友：
你一定是因为工作、学习忙，没有时间生炉子。我特意买了一个煤油炉送你，这比电炉更安全。用电炉，一是旧线路超负荷承受不了，一旦失火，危害于你，殃及大家；二是个人积怨甚多。一个人让众人指着脊背是不愉快的，不宜于身心健康。
一个关心你的人
黑板下放了他新买的煤油炉，旁边一塑料桶煤油。
接连几天煤油炉没人取走，可用电炉停止了。人们纷纷称道：庄校长，真服了您啦，您真有办法教育人。他也谈笑风生：人都是有廉耻心的，要的是善于启发引导。天下哪有不化的顽石？它不化，是温度还太低嘛。正说着，电灯一暗，黄弱得厉害，众人面面相觑，说不上话来。用电炉的又开始了。
抓这用电炉的。人们愤忿了。“怎么抓？挨家挨户查？谁会把电炉摆出来让你看见？这不是办法。”庄韬摇着手。不用挨家挨户，是谁用，猜也猜出来了。“你猜有什么用，证据呢？再说，一旦撕破了脸，就难教育了。”教育家又摆手。那怎么办？
人们平时是散沙，不散不正常；但他们在公共利益被侵犯得太厉害时就团结起来了，不团结不正常。不再请示教育家就开始行动。深夜了，大院的灯差不多都熄了，七八个人蹑手蹑脚来到大院门口的电表下，电棒一照：转得风车般快。不是用电炉是用什么？
他们又轻手轻脚走到小北院，一排北房，他们悄无声地在四号门前停住。大热天，小屋门窗紧闭，拉严着窗帘，透出微弱的亮光，真是做贼心虚。他们用借来的仪表测了一下伸进屋里的电线。房矮线路低，稍欠脚就够着了，仪表很先进，不用接连，一感应就有了指示：小屋里正在大瓦数用电。他们相视了一下开始擂门，屋里灯一下灭了。他们更用力的擂门，今儿别想躲过去。听见里边慌张了一阵，一个男人充满敌意地问：谁，干什么的？外面的人粗着嗓子没好气地嚷道：派出所，查户口的。里面一下老实了：好，好，我就开门。灯亮了，门开了，人们像挤过一个瓶颈呼啦一齐涌进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勇气，然而，却一下都愣在那儿了。
主人熊国兵是挺魁梧的男人，穿着个小裤衩满脸恐惧地立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双筷子，地上的电炉正咕嘟嘟煮着鸡蛋挂面。床上紧裹着毛巾被有点哆嗦地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半裸女人。粉红的裙子裤衩挂在椅背上。他老婆不在家？
好一会儿人们才反应过来，有个男人咽了口唾沫说：我们是来查电炉的。
熊国兵立刻活了：“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了，我认罚。这个月大院的电费我一个人都出了。”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十元钞票塞过来，没人接。“你们抽烟吗？”他又拿起烟来分散，人们自然都客气地推让。“来来，大伙儿坐。”他搬椅子拉板凳，显出一股圆通世故，人们当然不会坐。有个妇女端起气来，正正经经地说了两句：“以后你别再用电炉了，二十八家一个电表，这理儿你该明白。”“我说过了，永远不用了。再用，我算对不起大伙儿的教育，望大家担待担待。”他拔下插销，端下锅，通红的电炉丝顿时见暗，他提着插销线，把电炉拎起来：“你们没收了吧？不？那我明儿一早砸碎它，扔在大院门口垃圾堆上。大伙儿明儿眼见为实。”
月光下，西院北房二层楼的阳台上，檐影下，只立着七号的女孩子。她仰头看着天上又快变圆的月亮，断断续续哼着歌。她回头看那边六号家，阳台玻璃门开着，纱门紧闭，半透明的红色窗帘后面有微微移动的人影。她和他约好，今晚在阳台上聊天的。怎么不来？
六号，就是那家一天到晚拖地的上海人。上中学的儿子正在和父母商量事，小妹妹坐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做着作业。奶奶要从上海来北京住住，但她行动不便，谁去上海接她呢？父亲说道：“瑞瑞倒是放暑假，但是”“他太小了，自己还照顾不过来呢。”母亲说道。“也是，瑞瑞还太小。要不咱俩谁去吧？”
吉小瑞，为第一次与父母一起共议家事而感到兴奋：“爸爸妈妈，我已经快十六岁了，完全可以胜任，我去吧。”他是男子汉。
“不行。”母亲说，扶了一下眼镜。
“还是我去吧。我正好有一本书稿要送到上海出版社去。”父亲说。
吉小瑞更有劲头了：“爸爸，这件事也交给我吧。”他渴望到社会上闯荡。明天就动身。他忘了今晚阳台上的约会。
庄韬，像所有人一样晨起晚睡，昼劳夜梦。他的许多梦也是不便讲给他人听的，荒唐，没逻辑。人在梦里就变成另一个样了？自己的思想还要继续改造，灵魂还须进一步净化。
人活着要崇高，人要追求道德美。他到处讲。同志们，同学们，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的道德，就好像赤裸的野人，那怎么行呢？有的年轻人在生活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左右有多少白眼全当看不见。那像话吗？有容貌，有地位，有金钱，有权势，都比不上道德美更宝贵。
他外出开会，正好又是“她”陪同。路过一个路口，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妇女坐在马路边咳嗽着，一口又一口地吐着痰。真不讲卫生。“她”嫌恶地说着，侧脸而过。是不讲卫生。他也说着，从旁边走过去。但他又站住了。怎么，丢东西了？“她”回头看着他。他犹豫了一下，又走回那个农村妇女面前。你怎么了，为什么坐在这儿？他问，闻到了难闻的馊臭味。妇女仰起脏污的脸没精打采地看了看他：来北京找儿子——他在这儿做木匠——没找着，病了。说着又咳吐。他看着脏秽的咳吐物，恶心翻胃，硬逼着自己蹲下身，和蔼地问：你是哪儿来的，哪儿不舒服？感觉到“她”也慢慢地走回来了，站在自己身后。都问明白了，他搀着妇女一点点站起来，走到附近一家医院。替她挂号，陪她看病，对医生护士做解释，为她交药费。最后，给了这位农村妇女回老家的车费。
开会误了，人疲劳不堪，身上又脏污又难闻。“她”不远不近地和他并肩走着。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他问。“你为什么不再送她去火车站？为什么不替她买好票，再搀着她上火车？”“她”这样说道。他站住了：你什么意思，批评我没做到底？“我没批评你，我是问，这些事你管得过来吗？”
他一路上在萦回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再做到底？又问：“如果那个妇女是麻风病，浑身腐烂传染，自己还会搀她吗？”这件事，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在讲台上公开了出来“我根本不像人们宣传的那样完美。”但台下却为他的完美崇高热烈鼓掌。“你真是个好人啊。”有人写信这样说，那个农村妇女临别时也曾这样说。
他做了一个梦，飘飘逸逸走近来一个人，打量着他微笑。
又一个梦：脸盆中的豆芽摇头晃脑地钻出水面。
他又回到金象胡同一号，每天都得过那窄夹道儿。这位滕处长也太霸道了点，瞅这两间新盖的房，再看他背着手站在门前那份趾高气扬，真像鱼肉乡里的劣绅。但自己照例还和他打招呼，他对自己也显然比对别人客气得多，哼。
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罪，生活一旦安定，这么快就发胖了。坐沙发，坐小汽车，和人们一一握手，气宇挺轩昂，可挤着过这夹道儿是不太舒服，压抑，进了家也不舒展，憋屈。和老婆不多说什么，她忙她的，他忙他的，晚上也不在一块儿睡。饭好了，她叫他一声，他便摘下眼镜揉揉眼睛，站起吃饭，饭桌上说两句家常话。
四个孩子不断地提要求，二十三岁的一个，二十一岁的一个，十九岁的一个，十七岁的一个，递减数列；男女男女，符合村俗讲的“花生”他们向他要钱、要东西、要出国。
他去年出过一次国，美国，去看亲生父亲。离别几十年，父亲见了，难免很感慨，但多少又有些生疏。问了问国内情况，问了问他的情况，问了问他早已去世的母亲，陪他在美国走了几个地方，给了他不多的一点钱。父亲早在美国又娶了妻，有了儿女。对他自然较淡。他能理解，但又很失望。他在美国言语不通，在街上走，匆匆的行人和汽车，街道和商店都是冷漠的。一个新鲜而又无情的世界；一个缤纷而又单调的世界；一个让他大开眼界又让他难以亲近的世界。他不适应这里，这里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他在这里无足轻重，没人理睬，走过街道，像掉进自动电话塞币孔内的一枚硬币，像高楼大厦下一根陈旧的灯柱。这里信奉豪华的酒店，汽车，明星，亿万富翁，球场上的狂热，酒吧里的疯狂，没有人听他的道德宣讲。他真爱中国啊。
他回国了，大讲对中国的爱，大讲美国再富，给他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他还是要回到祖国生活和工作。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台下的听众。都知道他巨富的父亲在美国。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说：我爱中国，因为我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我。一句真实而又崇高的话。
国家和人民更器重他，他成了政协委员；青年人更敬仰他，给他写来无数滚烫的信，而儿女们却。他严厉了，不行，你们这些要求不行。出国要自己争取，外汇我本来就不多，给你们影响也不好，我准备把它捐了。他把几百美元捐给学校买仪器。他又向崇高近了一步。
儿女们真不争气啊，自己的条件才改善了三年，他们便一下忘了过去，只知道父亲是校长，是教育家，是知名人士，要仰仗，要依靠。爸爸是爸爸，你们是你们，你们要自己努力。孩子们撇撇嘴走了，他们不是在他身边长大的，本来就生分，自己要注意态度。教育家要耐心，但他恰恰对子女缺乏足够的耐心。教育家要善于教育一切人，但他恰恰感到教育子女之难。“子女面前无教育家”不知怎么，他想到这样一句格言。
孩子们是妻子带大的，该是听她的，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们开始看不起母亲了。“你懂什么？”小女儿这样对母亲说道“你什么都不懂。”大女儿的同学要来，她说：“妈，你进里屋忙乎去，待会儿我们要在外屋说话。”“我坐这儿又不碍你们事。”做母亲的正盘腿坐在床上凑着窗户亮纫针。“怎么不碍事？”“那等他来了，我再给你们腾地方也来得及啊。”女儿斜瞟了母亲一眼，轻轻哼了一声，到院门口等同学去了。
妻子不在，他把儿女叫到一起。你们是母亲千辛万苦带大的，现在她头发都白了，你们怎么能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呢？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爱，就更不会爱别人，不爱别人只爱自己，是最没道德的。你们懂吗？
儿女们低头不语。半晌，一个说：我们没有看不起。
你们没有看不起？那好，你们以后每天回家，都要陪母亲坐一坐，和她说说话，她一个人在家里也是很寂寞的。你们理解吗？
爸爸，你为什么不和妈妈多说说话？
大四合院内，第三大矛盾是言语矛盾。言语既能败坏人名誉，也能直接干涉利益。没有比言语矛盾更复杂的了。一句话能得罪一个人，一句话能搞臭一个人，一句话能结下一辈子的冤仇。孩子打架了，两家大人出来，一句话不对，彼此便伤了和气。所以，人们公开使用语言还是慎重的，毕竟多少年住一块儿，远亲不如近邻，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暗地里嘴就很难闭住了。赵钱孙李，说长道短，总不会断的。谁家娶的媳妇刚过门就肚子大啦，谁家半夜拉来几根木料啦，谁家女婿升了官啦，谁家夫妻闹不和啦，谁家男人和别的女人胡搞啦，谁家又买了洗衣机啦，夫妻之间议论，再邻居之间议论，由近及远，便在院内形成舆论。
熊国兵第二天就将电炉摔碎在大院门口的垃圾箱旁，人们都见了，可并没有减少对他的议论。东家的舌头伸到西家窗内，西家手支着耳朵听了，又把嘴伸到北家，北家听了，又把话传到南家。最后只剩熊国兵老婆不知道。她不知道，熊国兵也便还是没事人。
初中辍学当工人，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当了驻校工宣队。威风了几年，又回到工厂。不费什么力气，聊聊，笑笑，生活上帮点忙，就搞了个刚进厂学徒的女知青当老婆。
他的本事就一个字：油儿。
他在家坐不住。不上班了，睡醒懒觉，打着哈欠，趿拉着拖鞋，左邻右舍地聊聊，把谁家门里门外都照上一遍，看看都买了些什么吃的用的，议论议论价儿。然后溜溜达达，粮站门口，菜店门口，肉店门口，都站一站，再到里面柜台上斜着身靠靠，和营业员们闲聊。东一句西一句，有说有笑。他又高又块儿，脸庞又俊气，女人们都喜欢他。他怎么唬住老婆的？哼，瞅你那样儿，真看不上你。告诉你，喜欢我的娘们儿有的是，你要对我有丁点儿不好，立刻蹬你的蛋。我立马儿找个比你好得多的大姑娘。老婆上过高中，家庭出身又不错，可整日惟恐失去他，里里外外把他伺候得像个大爷。
他在家是个大爷。活得舒舒服服。可出了门，大爷另有套数。这不是女营业员们笑骂他了：“瞅你成天游手好闲的，真不是个好男人。”他笑笑：是不好，可有人要就行。“谁要你？你老婆瞎了眼啦。”没人要才好呢。“好什么？”削价处理给你呀。“去你的。”女的抡起一把芹菜就要抽他。他缩头举手佯装遮挡：行了，我的好大姐，我怕你还不行？“怕了咋说？”下辈子我要和你成一家，再不敢游手好闲了。众人哈哈大笑，他给他们带来了热闹。说笑够了，他挑一把芹菜，拣俩西红柿，今儿我一个人在家，随便炒个菜，这一点不值当给你们钱了。“又来白蹭。”营业员们嗔骂道，由他走了。
一上午转一圈，肉店里买几斤便宜骨头，上面肉还挺多，粮店里不花米票买出平价大米，再到西瓜摊说笑上一通，帮着卸卸瓜，又白抱回两个沙瓤大西瓜。回屋一见老婆，说话气粗了：没长眼，还不接着点？看看你老汉的本事，一分钱买回一毛钱的货来。伸着腿坐下了，摇开扇子了，骂开人了，等小圆桌上丁丁当当摆上盘，冒上热气，他吱儿吱儿地饮开酒了，一盅又一盅。花生米往嘴里一丢，干香脆；糖拌西红柿一片片送进口，凉酸甜；白酒热辣辣往下走，真来劲儿，浑身酥热舒坦。三天不喝酒，人就没了筋骨。老婆在身边忙来转去，他把着圆桌独斟独饮，真像个大爷。恣意。
老婆说着：谁家摆书摊，挣了几万了。谁在厂里混上副科长了。谁他听着不耐烦，往后摆手：他们挣钱挣去，当官当去，不稀罕，我只图活个自在。他又一举盅一仰而尽，盯着花生米盘，筷子如鸡啄，一连丢十几粒入嘴。
他好好活着，凭什么劳神？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挣钱，他会。挣大钱，他嫌累，小钱，他不是一直挣着呢。
谁有我认识人多？别的不说，就说铁路上，全国几十条线上都有我铁哥们儿。东北长春，沈阳，哈尔滨，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西安，广州，昆明，银川，包头，呼和浩特，你说去哪儿吧？他要去，不花一分钱还坐卧铺。这不是，刚跑了一趟北戴河，背回一篓螃蟹，一倒卖，挣了六十元。自己还美滋滋地来了两只，蘸上姜末酱油醋，好好喝了一升啤酒。
这是真事，更要吹，连真带假的一样吹。哪个铁哥们儿，是给中央张部长开小车的，哪位铁哥们儿在五金厂当供销科长，哪位铁哥们儿是百货大楼的头头儿，又有哪位是公司经理，还有一位是民航售票处的负责人，再有一位在广交会工作，再再有一位是上海某商店的经理简直是朋友遍天下，关系遍全国。他靠着柜台有声有色吹上半天儿，女营业员们眼都听直了。
凡是他认识的，都是他熟悉的，而凡他熟悉的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对张三讲，李四是他好朋友；对李四讲，张三又是他熊国兵的好朋友。张三、李四碰一块儿了，说起他都会摇头：我和他不太熟。真真假假，没几个人能分辨得清。你不信？他从皮鞋厂一下买回四十二双最抢手的新式样皮鞋，一倒手，挣了一百多。你不信？他托列车员从四川运来一筐橘子，三角钱一斤，到北京卖一块五。你是他铁哥们儿，他一块二卖你十斤。
你说穿他的吹牛：你那位铁哥们儿怎么说不认识你？他会说：那是他不愿告你。你再揭他的底，他也不在乎，一笑了之。他脸皮厚，没恼过。天下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厚脸皮。
和他相处时间长的人不相信他，和他相处短的都相信他。相处短的人多，相信他的人也便多。就为他办事，然后又求他办事。托他买辆“永久”牌车啦，买台名牌子的缝纫机啦。他把钱都收下了，有时真替你买来了，有时东西没买来，钱也没影儿了。你一次又一次找他要，他便笑笑：等两天吧。
欠钱多了，他也觉着不是事。干脆赌一赌，一晚上捞上千八百元，就都还清了。可一下，却输了千八百。
这回大爷不大爷了，自在也不自在了。没敢和老婆说，想了想，联合两个铁哥们儿从南方往北京贩生鸡，借钱，挪公款，跑了一趟，没弄好，又赔了八千。
这下可闹好了。搁在旁人头上快上吊了，他毛是有点毛了，可还沉得住气。我没钱，你们总不能逼着我死吧？赖着。老婆回娘家，他还有心思把菜店里的相好领回家过夜，半夜又被“查”见了。他还是轮胎脸皮不大在乎。可眼前当下立着一个人，金象胡同一号院内的邻居，借了他五百元贩鸡的，现在伸手来要了。
月光下，阳台上，影影绰绰的檐影下，只立着六号的男孩子吉小瑞。他从上海回来了。一人坐火车，一人照顾奶奶来京，一人去上海出版社，代表父亲送书稿，一人东忙西跑，各种人谈话交涉。热风吹，太阳晒，他黑了，瘦了，精干了，成熟了，有社交经验了，多了各种见闻了。上海城市的繁华，黄浦江的摆渡船，南京的长江大桥，火车遇上小偷，有人走私被查住，苏州的卤豆腐干咸酸辣，德州的西瓜二十斤一个，上海女孩子的裙子漂亮他要告诉她，而她不在了。
女孩儿叫沈浩莉，到广州她舅舅家去了。从此在广州上学，再也见不到她了。自己那天晚上为什么忘了阳台上的约会呢？那天她是不是要和自己商量去不去广州呢？
抬头，月亮已经圆过又缺了，像个胖梳子歪着。倒是皎皎洁洁的，照得夜空碧蓝如洗
金象胡同一号。
庄韬回到自己家了，西院二号，两间靠厕所的西房。阴，潮，臭，刚才硬着头皮钻进院，现在更是硬着头皮钻进家。家很小很挤“钻”字传达出了自己的全部感觉，田鼠从田间回到洞穴里，就是这种感觉吧。越来越深，越来越暗，越来越泥土气，越来越安全——但这安全感他是不需要的。
他在那些宽宽敞敞的会议室中，在宽宽大大的主席台上，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放开着魁梧的身量，还放开着他的谈笑风生和气派，当当当地像个大钟。回到这个家就要收缩起来，在晦暗中摸索着在一个吱嘎嘎响的竹椅上坐下，挤着放下宽大的臀部。没文化的人讲屁股，而有文化的人讲臀部，这就是语言的文明。要语言美。他想起自己在主席台上的讲话了，人们哄堂大笑。自己讲得很风趣，就要这样深入浅出。
“你回来了？”先听见声音，才在阴暗中看见老婆那张黄脸。“这么黑还不点灯？”“省点吧。”“这能省多少？”他笑笑，但没说下去。节约不在这上，此乃小农式的节约。现代化的节约是爱惜时间，爱惜人才，爱惜知识，爱惜资金。又想到站在主席台上的讲话了：补袜子的勤俭精神要不要？我说要。但这种精神在今天有新的表现了，补袜子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搞一项革新，创造几万倍于一双袜子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对旧时代的发展。不是袜子不补了去花天酒地，这又是我们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区别。和老婆就不须讲这些了，她没那么高层次。没文化，比自己大五岁，农村人，现在完全是个在炕头做针线的老太婆了。而自己，则是一派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形象。
“是你？你来干啥？”老婆从猪圈旁直起身，半天认出来，怔怔地问，手里倾斜的猪食勺滴滴答答流着泔水。
“我接你来了。”他看着她那张衰老的黄脸“我去年平反了，一直在找你和孩子们。”
“你你来接我？”她嗫嚅着，看着他一身的卡制服，堂堂皇皇，她痴呆呆地摇了摇头
年轻的朋友们，什么是爱呢？爱就是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爱。我理解祖国的伟大，我爱，我理解人民的伟大和苦难，我爱。我理解我爱人当时离开我是迫不得已的，所以我不但不存在对她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而且还爱。爱还在于给予，而不在获取。一个人爱劳动成果，因为他在其中倾注了血汗，一个人爱子女，因为他给予了子女许多的爱抚。我们爱一个人，首先的意义是给予，不是获取。
人们为他的崇高鼓掌，为他忠贞的爱情鼓掌。
“庄校长在家吗？”一个慕名而来的小伙子愁眉不展地坐下了“您最关心年轻人，所以，我有件事想求您帮助解答。”小伙子几次恋爱都失败“我的标准一点不高，就是一条：要漂亮。”
我看你的失败是必然的，漂亮有什么用？再漂亮能漂亮一辈子？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还漂亮？那时她的牙掉了，腰也弯了，嘴也瘪了，还漂亮？那你还爱不爱？他说到这儿不由得斜着看了老婆一眼，她正坐在床上缝衣服，脸又黄又皱。小伙子也不由得往那儿看了一眼，倒吸一口气，低头又听了一会儿训导，礼貌地告辞了。
“她”又在眼前浮现出来。三十多岁，藕荷色短袖弹力衫，百褶裙，身材匀称，微笑着站在他面前。庄校长，我对学校工作提点建议。好，你提吧。他非常和悦地听她讲。她讲得很认真很直率，声音很文雅很好听。校长办公室没人了，老师早已走了，路灯亮了，两人才出了校门。我没事，再陪你走一段，她热情地说着。两个人并肩轻松地谈着，他非常清楚地感到自己在她身边的魁梧和她在自己身边的轻盈。和她一起走路，他能感到平时感不到的习习小风。他平时走路很急，步子又大，心中又想着事，感觉自然就粗。
“她”和他一块儿出差上海，两人伫立于吴淞口。这里长江宽近百里，江风浩荡，白浪哗啦啦扑上岸来，水雾迷蒙，一艘帆船在颠簸起伏着。“她”很轻捷地往后掠了一下短发，裹紧被风吹得呼啦啦响的风衣，快乐地嚷道：这儿真好，我不喜欢市里，不喜欢南京路，挤死了。我喜欢这儿。他说：我也是。她笑了：那我们情趣完全一致。
他看了一眼老婆在枕套上绣的大红花。
“庄校长。”门外有人叫“她”的声音。“总算找到了。”还没等他站起来“她”已经进来了。“来来，请坐。”他连忙说道。
“坐吧，您喝水吗？”老婆也赶紧下了床，热情地招呼。“您是”“她”有些犹豫地判断着。
“这是我爱人。”他介绍道。
“噢，我早就听庄校长在报告中讲过您了。”
大四合院内，第二大矛盾是用水用电。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水表，水费怎么交？只能按人头。全院总水费除以全院总人数（179人），等于每人应交水费，各家再乘以自家的人口。那些一天到晚在水龙头旁用水的人就遭人背后白眼。
一家上海人一天到晚用拖布拖地，用抹布擦地，水龙头旁总碰见他家女人，白皙皙的脸，不是高挽胳膊在哗哗大放的水中冲洗，就是提着桶、拖布在一旁耐心等待。你好好等吧。正在洗衣服的人格外拼命洗，多洗，久洗。我不多用点水，水费就白补贴你们了。人们都含着这心理，到水龙头旁就哗哗开大，往多了用，结果每月水费上升。
用电，全院只有一个总电表。电费就按各家的瓦数摊了。每月总电费除以全院总瓦数，是每瓦电费，各家再乘以自家的瓦数。可瓦数是各家自报的，虽然每月收电费时也再登记一下看一看，可谁保得住你平时不把小灯泡换成大灯泡？谁又保得住你一到晚上就又装个床头灯？至于谁家熬夜多，通宵的亮，人们就更有气不能提了。难道专门派个人记录各家熄灯的时间？天下哪有那么多公平合理的事，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可是你若私用电炉就谁也受不了啦，激起公愤了。全院现在总瓦数才一千多瓦（这是明报的，实际可能高得多），你一个电炉就两千瓦，谁替你摊电费？嚷也好，骂也好，在院门口黑板上贴一张布告：请自觉，不要偷用电炉。都不管用。到了晚上，院内灯一暗，电压下降，电炉又打开了。你当院骂骂，他可能停了，等大多数人家熄了灯，到电表下看看，它正嗖嗖转得飞快。
谁出面管？谁愿得罪人？都瞎嘈嘈，顶啥用？人们对这种侵犯公共利益的事，常常是停留在气骂而已，侵害公众利益远比侵害个人利益安全得多。公众的人数越多，你的侵害越可肆无忌惮。
“庄校长，你看这该咋管啊？”有人请教庄韬。他皱皱眉，一扬头：要从启发教育入手。“教育能管用？”能，关键看你用什么办法。他决定亲自管管，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就要到处创造奇迹。他用毛笔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在大院门口的黑板上。
用电炉的朋友：
你一定是因为工作、学习忙，没有时间生炉子。我特意买了一个煤油炉送你，这比电炉更安全。用电炉，一是旧线路超负荷承受不了，一旦失火，危害于你，殃及大家；二是个人积怨甚多。一个人让众人指着脊背是不愉快的，不宜于身心健康。
一个关心你的人
黑板下放了他新买的煤油炉，旁边一塑料桶煤油。
接连几天煤油炉没人取走，可用电炉停止了。人们纷纷称道：庄校长，真服了您啦，您真有办法教育人。他也谈笑风生：人都是有廉耻心的，要的是善于启发引导。天下哪有不化的顽石？它不化，是温度还太低嘛。正说着，电灯一暗，黄弱得厉害，众人面面相觑，说不上话来。用电炉的又开始了。
抓这用电炉的。人们愤忿了。“怎么抓？挨家挨户查？谁会把电炉摆出来让你看见？这不是办法。”庄韬摇着手。不用挨家挨户，是谁用，猜也猜出来了。“你猜有什么用，证据呢？再说，一旦撕破了脸，就难教育了。”教育家又摆手。那怎么办？
人们平时是散沙，不散不正常；但他们在公共利益被侵犯得太厉害时就团结起来了，不团结不正常。不再请示教育家就开始行动。深夜了，大院的灯差不多都熄了，七八个人蹑手蹑脚来到大院门口的电表下，电棒一照：转得风车般快。不是用电炉是用什么？
他们又轻手轻脚走到小北院，一排北房，他们悄无声地在四号门前停住。大热天，小屋门窗紧闭，拉严着窗帘，透出微弱的亮光，真是做贼心虚。他们用借来的仪表测了一下伸进屋里的电线。房矮线路低，稍欠脚就够着了，仪表很先进，不用接连，一感应就有了指示：小屋里正在大瓦数用电。他们相视了一下开始擂门，屋里灯一下灭了。他们更用力的擂门，今儿别想躲过去。听见里边慌张了一阵，一个男人充满敌意地问：谁，干什么的？外面的人粗着嗓子没好气地嚷道：派出所，查户口的。里面一下老实了：好，好，我就开门。灯亮了，门开了，人们像挤过一个瓶颈呼啦一齐涌进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勇气，然而，却一下都愣在那儿了。
主人熊国兵是挺魁梧的男人，穿着个小裤衩满脸恐惧地立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双筷子，地上的电炉正咕嘟嘟煮着鸡蛋挂面。床上紧裹着毛巾被有点哆嗦地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半裸女人。粉红的裙子裤衩挂在椅背上。他老婆不在家？
好一会儿人们才反应过来，有个男人咽了口唾沫说：我们是来查电炉的。
熊国兵立刻活了：“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了，我认罚。这个月大院的电费我一个人都出了。”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十元钞票塞过来，没人接。“你们抽烟吗？”他又拿起烟来分散，人们自然都客气地推让。“来来，大伙儿坐。”他搬椅子拉板凳，显出一股圆通世故，人们当然不会坐。有个妇女端起气来，正正经经地说了两句：“以后你别再用电炉了，二十八家一个电表，这理儿你该明白。”“我说过了，永远不用了。再用，我算对不起大伙儿的教育，望大家担待担待。”他拔下插销，端下锅，通红的电炉丝顿时见暗，他提着插销线，把电炉拎起来：“你们没收了吧？不？那我明儿一早砸碎它，扔在大院门口垃圾堆上。大伙儿明儿眼见为实。”
月光下，西院北房二层楼的阳台上，檐影下，只立着七号的女孩子。她仰头看着天上又快变圆的月亮，断断续续哼着歌。她回头看那边六号家，阳台玻璃门开着，纱门紧闭，半透明的红色窗帘后面有微微移动的人影。她和他约好，今晚在阳台上聊天的。怎么不来？
六号，就是那家一天到晚拖地的上海人。上中学的儿子正在和父母商量事，小妹妹坐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做着作业。奶奶要从上海来北京住住，但她行动不便，谁去上海接她呢？父亲说道：“瑞瑞倒是放暑假，但是”“他太小了，自己还照顾不过来呢。”母亲说道。“也是，瑞瑞还太小。要不咱俩谁去吧？”
吉小瑞，为第一次与父母一起共议家事而感到兴奋：“爸爸妈妈，我已经快十六岁了，完全可以胜任，我去吧。”他是男子汉。
“不行。”母亲说，扶了一下眼镜。
“还是我去吧。我正好有一本书稿要送到上海出版社去。”父亲说。
吉小瑞更有劲头了：“爸爸，这件事也交给我吧。”他渴望到社会上闯荡。明天就动身。他忘了今晚阳台上的约会。
庄韬，像所有人一样晨起晚睡，昼劳夜梦。他的许多梦也是不便讲给他人听的，荒唐，没逻辑。人在梦里就变成另一个样了？自己的思想还要继续改造，灵魂还须进一步净化。
人活着要崇高，人要追求道德美。他到处讲。同志们，同学们，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的道德，就好像赤裸的野人，那怎么行呢？有的年轻人在生活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左右有多少白眼全当看不见。那像话吗？有容貌，有地位，有金钱，有权势，都比不上道德美更宝贵。
他外出开会，正好又是“她”陪同。路过一个路口，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妇女坐在马路边咳嗽着，一口又一口地吐着痰。真不讲卫生。“她”嫌恶地说着，侧脸而过。是不讲卫生。他也说着，从旁边走过去。但他又站住了。怎么，丢东西了？“她”回头看着他。他犹豫了一下，又走回那个农村妇女面前。你怎么了，为什么坐在这儿？他问，闻到了难闻的馊臭味。妇女仰起脏污的脸没精打采地看了看他：来北京找儿子——他在这儿做木匠——没找着，病了。说着又咳吐。他看着脏秽的咳吐物，恶心翻胃，硬逼着自己蹲下身，和蔼地问：你是哪儿来的，哪儿不舒服？感觉到“她”也慢慢地走回来了，站在自己身后。都问明白了，他搀着妇女一点点站起来，走到附近一家医院。替她挂号，陪她看病，对医生护士做解释，为她交药费。最后，给了这位农村妇女回老家的车费。
开会误了，人疲劳不堪，身上又脏污又难闻。“她”不远不近地和他并肩走着。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他问。“你为什么不再送她去火车站？为什么不替她买好票，再搀着她上火车？”“她”这样说道。他站住了：你什么意思，批评我没做到底？“我没批评你，我是问，这些事你管得过来吗？”
他一路上在萦回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再做到底？又问：“如果那个妇女是麻风病，浑身腐烂传染，自己还会搀她吗？”这件事，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在讲台上公开了出来“我根本不像人们宣传的那样完美。”但台下却为他的完美崇高热烈鼓掌。“你真是个好人啊。”有人写信这样说，那个农村妇女临别时也曾这样说。
他做了一个梦，飘飘逸逸走近来一个人，打量着他微笑。
又一个梦：脸盆中的豆芽摇头晃脑地钻出水面。
他又回到金象胡同一号，每天都得过那窄夹道儿。这位滕处长也太霸道了点，瞅这两间新盖的房，再看他背着手站在门前那份趾高气扬，真像鱼肉乡里的劣绅。但自己照例还和他打招呼，他对自己也显然比对别人客气得多，哼。
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罪，生活一旦安定，这么快就发胖了。坐沙发，坐小汽车，和人们一一握手，气宇挺轩昂，可挤着过这夹道儿是不太舒服，压抑，进了家也不舒展，憋屈。和老婆不多说什么，她忙她的，他忙他的，晚上也不在一块儿睡。饭好了，她叫他一声，他便摘下眼镜揉揉眼睛，站起吃饭，饭桌上说两句家常话。
四个孩子不断地提要求，二十三岁的一个，二十一岁的一个，十九岁的一个，十七岁的一个，递减数列；男女男女，符合村俗讲的“花生”他们向他要钱、要东西、要出国。
他去年出过一次国，美国，去看亲生父亲。离别几十年，父亲见了，难免很感慨，但多少又有些生疏。问了问国内情况，问了问他的情况，问了问他早已去世的母亲，陪他在美国走了几个地方，给了他不多的一点钱。父亲早在美国又娶了妻，有了儿女。对他自然较淡。他能理解，但又很失望。他在美国言语不通，在街上走，匆匆的行人和汽车，街道和商店都是冷漠的。一个新鲜而又无情的世界；一个缤纷而又单调的世界；一个让他大开眼界又让他难以亲近的世界。他不适应这里，这里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他在这里无足轻重，没人理睬，走过街道，像掉进自动电话塞币孔内的一枚硬币，像高楼大厦下一根陈旧的灯柱。这里信奉豪华的酒店，汽车，明星，亿万富翁，球场上的狂热，酒吧里的疯狂，没有人听他的道德宣讲。他真爱中国啊。
他回国了，大讲对中国的爱，大讲美国再富，给他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他还是要回到祖国生活和工作。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台下的听众。都知道他巨富的父亲在美国。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说：我爱中国，因为我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我。一句真实而又崇高的话。
国家和人民更器重他，他成了政协委员；青年人更敬仰他，给他写来无数滚烫的信，而儿女们却。他严厉了，不行，你们这些要求不行。出国要自己争取，外汇我本来就不多，给你们影响也不好，我准备把它捐了。他把几百美元捐给学校买仪器。他又向崇高近了一步。
儿女们真不争气啊，自己的条件才改善了三年，他们便一下忘了过去，只知道父亲是校长，是教育家，是知名人士，要仰仗，要依靠。爸爸是爸爸，你们是你们，你们要自己努力。孩子们撇撇嘴走了，他们不是在他身边长大的，本来就生分，自己要注意态度。教育家要耐心，但他恰恰对子女缺乏足够的耐心。教育家要善于教育一切人，但他恰恰感到教育子女之难。“子女面前无教育家”不知怎么，他想到这样一句格言。
孩子们是妻子带大的，该是听她的，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们开始看不起母亲了。“你懂什么？”小女儿这样对母亲说道“你什么都不懂。”大女儿的同学要来，她说：“妈，你进里屋忙乎去，待会儿我们要在外屋说话。”“我坐这儿又不碍你们事。”做母亲的正盘腿坐在床上凑着窗户亮纫针。“怎么不碍事？”“那等他来了，我再给你们腾地方也来得及啊。”女儿斜瞟了母亲一眼，轻轻哼了一声，到院门口等同学去了。
妻子不在，他把儿女叫到一起。你们是母亲千辛万苦带大的，现在她头发都白了，你们怎么能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呢？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爱，就更不会爱别人，不爱别人只爱自己，是最没道德的。你们懂吗？
儿女们低头不语。半晌，一个说：我们没有看不起。
你们没有看不起？那好，你们以后每天回家，都要陪母亲坐一坐，和她说说话，她一个人在家里也是很寂寞的。你们理解吗？
爸爸，你为什么不和妈妈多说说话？
大四合院内，第三大矛盾是言语矛盾。言语既能败坏人名誉，也能直接干涉利益。没有比言语矛盾更复杂的了。一句话能得罪一个人，一句话能搞臭一个人，一句话能结下一辈子的冤仇。孩子打架了，两家大人出来，一句话不对，彼此便伤了和气。所以，人们公开使用语言还是慎重的，毕竟多少年住一块儿，远亲不如近邻，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暗地里嘴就很难闭住了。赵钱孙李，说长道短，总不会断的。谁家娶的媳妇刚过门就肚子大啦，谁家半夜拉来几根木料啦，谁家女婿升了官啦，谁家夫妻闹不和啦，谁家男人和别的女人胡搞啦，谁家又买了洗衣机啦，夫妻之间议论，再邻居之间议论，由近及远，便在院内形成舆论。
熊国兵第二天就将电炉摔碎在大院门口的垃圾箱旁，人们都见了，可并没有减少对他的议论。东家的舌头伸到西家窗内，西家手支着耳朵听了，又把嘴伸到北家，北家听了，又把话传到南家。最后只剩熊国兵老婆不知道。她不知道，熊国兵也便还是没事人。
初中辍学当工人，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当了驻校工宣队。威风了几年，又回到工厂。不费什么力气，聊聊，笑笑，生活上帮点忙，就搞了个刚进厂学徒的女知青当老婆。
他的本事就一个字：油儿。
他在家坐不住。不上班了，睡醒懒觉，打着哈欠，趿拉着拖鞋，左邻右舍地聊聊，把谁家门里门外都照上一遍，看看都买了些什么吃的用的，议论议论价儿。然后溜溜达达，粮站门口，菜店门口，肉店门口，都站一站，再到里面柜台上斜着身靠靠，和营业员们闲聊。东一句西一句，有说有笑。他又高又块儿，脸庞又俊气，女人们都喜欢他。他怎么唬住老婆的？哼，瞅你那样儿，真看不上你。告诉你，喜欢我的娘们儿有的是，你要对我有丁点儿不好，立刻蹬你的蛋。我立马儿找个比你好得多的大姑娘。老婆上过高中，家庭出身又不错，可整日惟恐失去他，里里外外把他伺候得像个大爷。
他在家是个大爷。活得舒舒服服。可出了门，大爷另有套数。这不是女营业员们笑骂他了：“瞅你成天游手好闲的，真不是个好男人。”他笑笑：是不好，可有人要就行。“谁要你？你老婆瞎了眼啦。”没人要才好呢。“好什么？”削价处理给你呀。“去你的。”女的抡起一把芹菜就要抽他。他缩头举手佯装遮挡：行了，我的好大姐，我怕你还不行？“怕了咋说？”下辈子我要和你成一家，再不敢游手好闲了。众人哈哈大笑，他给他们带来了热闹。说笑够了，他挑一把芹菜，拣俩西红柿，今儿我一个人在家，随便炒个菜，这一点不值当给你们钱了。“又来白蹭。”营业员们嗔骂道，由他走了。
一上午转一圈，肉店里买几斤便宜骨头，上面肉还挺多，粮店里不花米票买出平价大米，再到西瓜摊说笑上一通，帮着卸卸瓜，又白抱回两个沙瓤大西瓜。回屋一见老婆，说话气粗了：没长眼，还不接着点？看看你老汉的本事，一分钱买回一毛钱的货来。伸着腿坐下了，摇开扇子了，骂开人了，等小圆桌上丁丁当当摆上盘，冒上热气，他吱儿吱儿地饮开酒了，一盅又一盅。花生米往嘴里一丢，干香脆；糖拌西红柿一片片送进口，凉酸甜；白酒热辣辣往下走，真来劲儿，浑身酥热舒坦。三天不喝酒，人就没了筋骨。老婆在身边忙来转去，他把着圆桌独斟独饮，真像个大爷。恣意。
老婆说着：谁家摆书摊，挣了几万了。谁在厂里混上副科长了。谁他听着不耐烦，往后摆手：他们挣钱挣去，当官当去，不稀罕，我只图活个自在。他又一举盅一仰而尽，盯着花生米盘，筷子如鸡啄，一连丢十几粒入嘴。
他好好活着，凭什么劳神？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挣钱，他会。挣大钱，他嫌累，小钱，他不是一直挣着呢。
谁有我认识人多？别的不说，就说铁路上，全国几十条线上都有我铁哥们儿。东北长春，沈阳，哈尔滨，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西安，广州，昆明，银川，包头，呼和浩特，你说去哪儿吧？他要去，不花一分钱还坐卧铺。这不是，刚跑了一趟北戴河，背回一篓螃蟹，一倒卖，挣了六十元。自己还美滋滋地来了两只，蘸上姜末酱油醋，好好喝了一升啤酒。
这是真事，更要吹，连真带假的一样吹。哪个铁哥们儿，是给中央张部长开小车的，哪位铁哥们儿在五金厂当供销科长，哪位铁哥们儿是百货大楼的头头儿，又有哪位是公司经理，还有一位是民航售票处的负责人，再有一位在广交会工作，再再有一位是上海某商店的经理简直是朋友遍天下，关系遍全国。他靠着柜台有声有色吹上半天儿，女营业员们眼都听直了。
凡是他认识的，都是他熟悉的，而凡他熟悉的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对张三讲，李四是他好朋友；对李四讲，张三又是他熊国兵的好朋友。张三、李四碰一块儿了，说起他都会摇头：我和他不太熟。真真假假，没几个人能分辨得清。你不信？他从皮鞋厂一下买回四十二双最抢手的新式样皮鞋，一倒手，挣了一百多。你不信？他托列车员从四川运来一筐橘子，三角钱一斤，到北京卖一块五。你是他铁哥们儿，他一块二卖你十斤。
你说穿他的吹牛：你那位铁哥们儿怎么说不认识你？他会说：那是他不愿告你。你再揭他的底，他也不在乎，一笑了之。他脸皮厚，没恼过。天下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厚脸皮。
和他相处时间长的人不相信他，和他相处短的都相信他。相处短的人多，相信他的人也便多。就为他办事，然后又求他办事。托他买辆“永久”牌车啦，买台名牌子的缝纫机啦。他把钱都收下了，有时真替你买来了，有时东西没买来，钱也没影儿了。你一次又一次找他要，他便笑笑：等两天吧。
欠钱多了，他也觉着不是事。干脆赌一赌，一晚上捞上千八百元，就都还清了。可一下，却输了千八百。
这回大爷不大爷了，自在也不自在了。没敢和老婆说，想了想，联合两个铁哥们儿从南方往北京贩生鸡，借钱，挪公款，跑了一趟，没弄好，又赔了八千。
这下可闹好了。搁在旁人头上快上吊了，他毛是有点毛了，可还沉得住气。我没钱，你们总不能逼着我死吧？赖着。老婆回娘家，他还有心思把菜店里的相好领回家过夜，半夜又被“查”见了。他还是轮胎脸皮不大在乎。可眼前当下立着一个人，金象胡同一号院内的邻居，借了他五百元贩鸡的，现在伸手来要了。
月光下，阳台上，影影绰绰的檐影下，只立着六号的男孩子吉小瑞。他从上海回来了。一人坐火车，一人照顾奶奶来京，一人去上海出版社，代表父亲送书稿，一人东忙西跑，各种人谈话交涉。热风吹，太阳晒，他黑了，瘦了，精干了，成熟了，有社交经验了，多了各种见闻了。上海城市的繁华，黄浦江的摆渡船，南京的长江大桥，火车遇上小偷，有人走私被查住，苏州的卤豆腐干咸酸辣，德州的西瓜二十斤一个，上海女孩子的裙子漂亮他要告诉她，而她不在了。
女孩儿叫沈浩莉，到广州她舅舅家去了。从此在广州上学，再也见不到她了。自己那天晚上为什么忘了阳台上的约会呢？那天她是不是要和自己商量去不去广州呢？
抬头，月亮已经圆过又缺了，像个胖梳子歪着。倒是皎皎洁洁的，照得夜空碧蓝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