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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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主客在饭桌旁坐下了，全聚德烤鸭店的喧闹似乎都随着他们亲热寒暄的结束而在周围潮水般退下去了。（其实喧闹声依旧。）一瞬间他们似乎面对面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范书鸿与邓秋白对视着，心中涌上一股如烟的惆怅。
邓秋白，这位四十年代与自己一起出国留学的老同学，一路上经常站在船舷迎着海风不停地和人争论着天下大事，现在已然六十多岁了，法籍华人学者，虽然容光焕发，猛然看去，头发还是黑亮的，但仔细端详，两鬓已有星星白点。岁月流逝。一晃几十年。往事如烟。大海滔滔无边。轮船在大海上留下的一道黑烟。
范书鸿、吴凤珠，这两个曾与自己乘一条旧轮船到欧洲留学的老同学，现在已然是满头霜白，一脸憔悴衰朽了。他们旁边的一儿一女都已然步入中年了。真是人生苦短啊。“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范书鸿笑了笑，不胜感慨。
“有点像做梦。”邓秋白也感慨道，眼前流烟般掠过各种景象。几十年前的海轮，他们凭栏远眺，海真大啊，黯然的暮色中，大海荡着微光，一个刚刚离开的中途港口开始在黑糊糊的地平线上点点闪亮。几天前的北京机场。一束鲜花。闪光灯。人大会堂的接见。夫妇俩在故宫的游览“旧友重逢，我才真正明确地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真的。看着范书鸿和吴凤珠的老态，生命对时间流逝的说明是再有力不过了。他扭过头看着妻子笑笑。
妻子郁文也是华裔，白皙端庄，微胖，文雅中略含矜持，此时同样露出微微的一笑。那是理解的一笑，是几十年朝夕相处才有的平静而相应和的一笑。
“看上去你还年富力强。我是老了，真的老了。”范书鸿感慨地说。看着老同学还这样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地像个中年人，他更感到一丝淡淡的凄楚。
他和吴凤珠原想叫辆出租车来王府井烤鸭店。与老同学相聚，多少要点体面。“这还有个对外影响问题。”吴凤珠还一本正经地说道。但出租车叫不到，只好乘无轨电车来，体面和“影响”也就无法顾及。自己昨晚烫伤了脚，包扎着，走起路来一跛一拐，吴凤珠昨晚在阳台上晕倒后，体质还很弱。两个人在无轨电车上挤上挤下，不得不相互照顾遮挡，才能勉强站住。
他们下了电车，搀挽着在王府井大街密集的人流中缓缓朝烤鸭店走，人群摩擦着他们、碰撞着他们，老两口躲避着走得很慢，他突然感到了他们的衰老，骨骼衰老了，肌肉衰老了，大脑衰老了，衰老得干了，脆了，疏松了，有点朽了，不经碰了。一种风烛残年的黯然袭上心头。这个喧闹繁华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有些凄凉，又有一点安慰：他的儿子还在这个世界中占有一个不算太软弱的位置。
“你爸爸要是还活着就好了。”邓秋白转头看着林虹说道“当初我们一起出国，又一起搞历史。现在要是能够团聚该多好。”他喟叹一声，把目光转向范书鸿“现在才理解苏东坡那句诗的分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是人长久最宝贵啊。”
林虹只是静静地听着。
见到父亲的两位老友，她没有那么多惆怅，父母的去世已经太遥远了，她只感到在这种场合需要保持晚辈的谦恭。她此时更多地是感到着对面范丹林不时投来的含笑目光，那目光后面又隐隐闪现出另一些人的目光：李向南的，顾晓鹰的，钟小鲁的，童伟的。她现在顾不上惆怅，她要考虑的是现实的人生。她甚至还能觉察到笑语喧哗的烤鸭店内不止一个男人在隔着人头人肩不时盯着看她。
邓秋白又把目光转向范丹妮：“你在电影界工作，忙吗？”
范书鸿和吴凤珠表面含笑，内里却含着一丝紧张。范丹妮对于陪着父母会见旧友毫无兴趣，甚至很不耐烦。“你们的同学是你们的事，非要我们去不行？我忙，没时间。”昨晚上她曾这样说过。
此时范丹妮显得亲热地答道：“挺忙的。”
“她是我们家最忙的人了，今天一大早就外出直忙到这会儿才算忙回来。”范书鸿指着女儿笑呵呵地说。笑声中充满了慈爱，内含的却是对女儿的讨好。
这反而让范丹妮烦了，她懂得为父母捧场，她并不愿意父母低三下四地巴结自己。她不高兴地说：“我一会儿就要走，还有事呢。”
当着客人的面，范书鸿有些难堪。为了掩饰，他略仰起身，指着女儿对邓秋白笑道：“也不知道她成天忙什么。爱电影爱得着迷了，啥也顾不上了。”
“年轻人总是这样的。”邓秋白说道。
范丹妮没再说什么。她感到心中压抑着阴云般翻滚的一大堆东西，想找个理由发泄出来。她知道现在不能发泄。
坐在她身旁的林虹并不看她，只是用身体一侧感觉着她，能觉出范丹妮的情绪。
从胡正强家出来。范丹妮脸色难看地快步走着，林虹边走边和她说着话。她心神恍惚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路面坑坑洼洼硌着她的脚，她步子匆乱。直到离开了胡正强家，她才感到了屈辱。
当胡正强送她和林虹走出家门时，脸上依然像在公开场合那样温和文雅，然而在她眼里却是最虚伪不过了。是谁帮助他支撑着这个道貌岸然的形象？是文倩岚。她站在他身后，含着礼貌的微笑：“有时间再来吧。”文倩岚居然还能这样说。可是，这弄得自己也不能不虚伪：“你们回吧，不用送了。”自己当时不也这样礼貌地告别吗？胡正强微笑地目送着自己走下楼梯，他以后越发可以蔑视自己了。自己并不能怎样报复他，只能忍气吞声。文倩岚也淡淡含笑地看着自己的背影，从今以后，她也可以蔑视自己了。自己不过是个卑劣无耻的女人。林虹在一旁一直说笑着想哄自己高兴。今天她倒是收获不小，就要成为电影明星了。自己为什么要举荐她？她以后会得到童伟、钟小鲁、刘言这样一批男人的注目了。男人见了漂亮女人还不是都想得一手，胡正强大概也会对她献殷勤的。她一下子就飞到自己头上了。她不想听林虹说话，她烦。
“我现在不想听别人说话。”她说了一句。
“你今天怎么了？”沉默地走了好一会儿，林虹才关心地问。
“我现在恨一切人。”
与老同学见面，邓秋白没有一丝功成名就、衣锦归乡的兴奋，那是在其他场合：受到官方接待、游览故乡、参观母校时有的情绪，此刻他有的只是很深的歉疚感。为着自己曾经和范书鸿、吴凤珠是老同学；为着范书鸿、吴凤珠这几十年在国内坎坷多难、受尽折磨，而自己在国外却成就显赫、腾达荣光；为着他们已如此颓然老态而自己还精力旺盛、年富力强；为着他和范书鸿曾相约一块儿回国，然而在最后一刻自己没有履约。他现在的全部成就、健康、光荣，面对着范书鸿都变成歉疚不安的心理包袱。他竭力少谈自己，多谈范书鸿，多谈使范书鸿高兴的事情。
“丹林，这么说你现在是经济学家了？”他问范丹林。他感到了：儿子是范书鸿引以为骄傲的。
“我是在研究经济。”范丹林说。
“噢，丹林，我忘了，”范书鸿转身摘下挂在椅背上的提包，从里面拿出两本精装书“我把你的书拿来了。你自己送给邓伯伯吧，请他指教。”这是范丹林撰写的两卷集经济学著作，绿色塑料皮上烫着金字：经济控制论。新塑料皮还散发着刚刚压膜出来的塑料味。范丹林有些意外，他至今还未收到样书。“我今天正好有事去印刷厂，顺便看了看，见书已经出来了，就先拿了一套。”范书鸿解释道。
范丹林接过书来，看到自己亲笔写的一大摞稿纸变成了铅字，变成了这样堂皇的两本书，他感到一种兴奋从手中传导上来。但他只是略翻了翻，便恭恭敬敬地双手捧给邓秋白：“邓伯伯，请您指正。这是我的第一部著作。”
邓秋白接过书。范书鸿的儿子有如此的成就，自己能够表示祝贺了，这使他轻松了一些。“太好了。一看目录就很吸引人，很有气魄。”他翻看着赞叹道，显出由衷的高兴“来，丹林，”他把书翻到扉页“请为我题写几个字，我一定好好拜读。”
范丹林拿出钢笔，恭恭敬敬地写上了：
“邓秋白伯伯指正范丹林”
范书鸿在一旁含笑看着，他感到安慰。
范丹林抬起头，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他不禁也为父亲的一生怅然了。
吃过早饭，范书鸿就乘公共汽车到了车公庄新华印刷厂宿舍。他一瘸一拐地上到三楼，按着门牌号找到了自己一个研究生的家，研究生的父亲是印刷厂的普通干部。他敲门。
“谁呀？进来吧。”屋里一个姑娘的喊声。推门进去，一个二十来岁的圆脸姑娘正兴致勃勃地在立柜穿衣镜前比试着自己刚穿上的连衣裙。屋里简陋脏乱，地上一个大洗衣盆内堆满着要洗的脏衣服，床上，围着被子半躺半坐着一个瘫痪老头。
您找谁？找我哥哥？他出去了。您是他导师？您找他什么事呀？
他不好意思对姑娘说了。他原想通过这个研究生的父亲到印刷厂看看：丹林的书怎么样了，能不能现在就拿上一套？他不知道怎么张嘴。
“我带你去找吧。他可能到外面看书去了。”姑娘显得十分热情。
他瘸拐着，跟着姑娘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未找见。
“您找我哥哥有急事吗？”姑娘问。
“有一点。”
“能跟我说吗？”
“嗯你父亲在吗？”
“您找我父亲？那不是，我爸爸买菜回来了。爸爸，有人找你。”
一个神情敦厚的中年干部提着菜篮迎面走来：“您找谁？噢，您是亮亮的导师啊，有啥事，尽管说吧。”
“我我是想问问，我有这么一件事，可能要麻烦您”为这事张嘴真难啊。结果，事情并不难办。他被领到厂里。范丹林的书早已装订好，塑料皮也来了，堆在那儿，只是还没有一本本套上。
他自己配好一套先拿上了，好像拿着自己的生命。
外面不知何时暗下来了。听见纷纷沓沓的脚步声。雷电交加。噢，下雨了，天气预报没报，天有不测风云，雷阵雨下不长。主客看着窗外大雨议论了几句，注意力又回到饭桌上。烤鸭店内灯开了，一片雪亮，任凭外面风狂雨暴，店内另成世界。
饭店服务员托着托盘旋转着来来往往。菜一道道上来了，满桌喷香。酒瓶打开了，酒杯斟满了，气氛开始热烈。中国人招待中国人，亲热而殷切。
范书鸿：“来，为老同学的重逢，干杯。”
邓秋白：“来，为几十年的友谊干杯。”
范书鸿：“为你们回国观光接风干杯。”
邓秋白：“为你和凤珠健康，为你们全家健康干杯。”
范书鸿：“祝你和郁文，还有你们的女儿、儿子——下次让他们一块儿回来——一切都好，干杯。”
邓秋白：“丹林，丹妮，林虹，这杯酒，为祝你们年轻人一切都好干杯。”
范丹林：“邓伯伯、邓伯母，这杯酒敬你们，祝你们做出更大成就。”
邓秋白：“我要向你父亲请教，学习，范兄，来，敬你一杯，祝你在史学领域建树卓著。”
范书鸿伸出左手摇了摇，脸色一下黯然了：“不不，我已经不存这奢望了。惭愧啊，今天与老同学相会，我居然拿不出一本像样的著作回赠你。”
邓秋白举着酒杯，有些难堪地停在半空。他笑了笑：“过去国内政治不稳定，现在形势好了，范兄还是大有作为的。”
“不不，几年来我也时时头脑发热，想作为一番，但已然晚了。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脑子也老化了，确确实实有些老化了。”范书鸿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眼睛，重新戴上。他的话中没有什么幽默，含着一丝挺实在的悲哀。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有些黯然。
“研究历史是需要一点历史条件的，”邓秋白感慨地说“范兄，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三十年前，我没有如约和你们一起回国，一直感到很歉疚。可是，这些年我又常常后悔，当时应该给你们打个电报，力劝你们也不要回国。我犹豫了一天，你们已经登船启程了。”
“我回国，我不后悔。”范书鸿说“我还是希望儿女们生活在中国。”他指了一下丹妮和丹林。
邓秋白无言地沉默了一下。
吴凤珠自从进了烤鸭店，一直有些神思恍惚，这时突然感到清醒了，思路也活动了：“我们可从来不后悔，而且感到很光荣。祖国有危难，我们和它一块儿度过，这是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都只顾自己跑出去，国家怎么办？”
这种目前最流行的正统语言在这种场合无疑太生硬了。范丹林实在不满意。他对邓秋白笑道：“邓伯伯，不过，我以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怎么没有国界？”吴凤珠已经进入了她固执的思路了“你搞的经济改革不是中国的？你爸爸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回中国来，在哪儿研究？”
“邓伯伯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可他就没有回国。结果他比爸爸在史学方面的建树要大得多。”范丹林认真地反驳道。
“从个人来讲当然是好，可从”吴凤珠又要讲她的大道理。
“从对祖国的贡献来讲，也是邓伯伯大。邓伯伯写了那么多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古文明。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的巨大贡献？爸爸这几十年除了受批判，干了些什么？就是那本东西方宗教史对比嘛。”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吴凤珠生气地叨唠着“你那全是个人主义观点。”
“那我问你，是邓伯伯对中国贡献大，还是爸爸对中国贡献大？”
“不能这样比。”
“那怎么比？妈妈你说，一个人是白受苦贡献大呢，还是做出实际业绩贡献大？”
“我觉得为祖国受苦是最难的。”
“难有什么用？再说，受苦也不一定算多难的事。妈妈，你不是知道赵氏托孤的典故吗？赵氏托孤是托给了两个忠臣：杵臼和程婴。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二者孰难？’程婴答曰：‘死易耳，立孤难也。’你看，比起做成事情，死尚且都算容易的，你那个受苦算什么难的？”
“你怎么说开赵氏托孤了。”
“我觉得你的愚忠思想挺顽固的，不知怎么就想到这个典故了。”
“岂有此理”
“好了，不用争了，”范书鸿摆手打断了妻子不得体的争论“我觉得丹林的话对：当然是秋白兄的贡献大，他的著作摆在那儿呢。我有什么贡献？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
“那你为什么还不后悔？”吴凤珠不甘示弱。
邓秋白一直有些尴尬地看着吴凤珠与范丹林的争论，这时笑了笑，说道：“范兄，你们一大批回国的人，虽然几十年来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以为，对于中国今天民主进程的出现，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作用微乎其微。”范书鸿摇了摇手“秋白，我回来并不后悔。你没回来，我认为也没错。都是历史造成的。”
“我当时没有回来，完全因为一个偶然原因。上商店买东西，要了两张旧报纸包装，回来，刚要把报纸揉了扔掉，看见一个标题，评论中国的。我展开随便看了一下，对中国政局是否会长久稳定产生了怀疑。要不是这张旧报纸，第二天我也就动身了。那我可能会和你一样，也许一本小册子都写不出来。”
“如果不是你，而是我看见那张旧报纸，那可能咱俩就正好换换位置了。”范书鸿风趣地笑道，他想活跃气氛。
“那完全可能。我那天本来不准备去买东西了，可临时决定去了，也没准备去那个商店，正好碰上一个熟人，就一边聊一边多走了几步。这才进了那家商店。有时候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就决定了人的一生。”
邓秋白与郁文在中国官方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故宫博物院，他们在簇拥中踏进午门，踏进太和门，面对着雄伟辉煌的太和殿和殿前气势非凡的广场站立片刻，感受一下，再踏上太和殿。然后，一间又一间平时封闭着不对普通游人开放的宫与殿的大门在他们面前相继打开，他们在主人殷勤的引导陪同下一一迈进去。他们走到哪儿，门就开到哪儿，畅行无阻。他心中除了涌起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自豪和一个历史学家的兴奋外，更多的是一种享受贵宾待遇的、光荣显赫的优越感
他们坐着小轿车驰离灯火辉煌的人大会堂，驰往下榻的宾馆，他很舒服地仰靠在坐位上，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长安街灯火，回想着刚才在人大会堂与国家领导人会见的场面，他为自己受到的尊重欢迎感到满足。
“郁文，”他转过头对妻子说“我真幸运啊，要是三十年前没看到那张旧报纸，我哪有今天？还不是和范书鸿一样住牛棚，受批判，无所作为？真是人生难测啊。”
外面雷电风雨都停了，天又明了些。烤鸭店顾客更多了。桌桌客满。服务员托着托盘旋转着穿梭往来。荷叶饼上来了，鸭架汤也上来了，一片片烤鸭蘸甜面酱，加上葱丝裹卷在一张张小小的荷叶饼里，一桌人边吃饭边饮着酒。
历史学的动态，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人生中的机遇，不同的价值观，几十年前的往事，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关系，东方与西方的家庭结构，范丹林的经济学，林虹父母受迫害的情况，邓秋白夫妇回国的观感，中国的特异功能，中国人在国外的情况谈话是随意的，泛泛的。客人关心的是中国现状，主人感兴趣的是外国情况，范丹林关心的是经济，林虹是什么都关心，又什么都不关心，范丹妮只是不断地喝酒。这是一个多元的心理气氛场，里面融汇着各种各样的因素。然而，范书鸿与邓秋白这两个分别三十年的旧友重逢，毕竟使这个心理场带有模糊的两极。往事悠悠，人生惆怅，是隐隐约约影响和笼罩着一切的“主题”
这个主题使范丹妮更多地饮酒；使林虹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人生抉择；使范丹林更多地想着自己的经济学和今天晚上的一个活动——他要去参加一个讨论；使邓秋白更多地想着他将要写的几部历史学巨著；使范书鸿更多地感到自己的衰老和往昔的一去不复返；使吴凤珠有更多的要不停说道的不满的话。
红色的葡萄酒，黄色的啤酒，在灯光下闪亮。透过酒杯看世界，都是光亮而模糊的。各种各样的电影镜头在眼前闪过。胡正强的眼睛，文倩岚的眼睛，各种人的眼睛，旋转的舞会，色彩缤纷的旋风，一个女人站在酒席旁仰着脖子干杯，酒从嘴角流下来，她醉了，扔下酒杯，笑着，人们惊愕地看着她，男人们厌恶的目光，服装店内摩肩接踵，各种款式的裙子在眼前晃动，赤橙黄绿青蓝紫，眼花缭乱，一个脸甜甜的女售货员在冲自己微笑，您要什么？她要什么？要酒，要不停地喝酒，她要放把火把服装店烧了，大家都不要穿衣服，都裸着，她不怕，可她的假胸呢？
邓秋白和范书鸿两位老人，还有自己去世的父亲，他们经历的人生起点相同，结局何等悬殊啊。影响人生的是两大因素：客观的偶然性和主观的抉择。客观偶然性的力量太巨大了，它决定了人的基本方向，人只是在这基本方向范围内有所抉择吧？偶然性后面还有没有必然性呢？这个哲学问题暂时不必想吧。她现在不必去考虑客观生活是如何安排自己命运的，她要考虑的是在这个已经确定的安排面前如何抉择。对职业和事业的抉择，还有对男人的抉择。难道就抉择李向南？童伟的脸，钟小鲁的脸，随着自己踏进京都生活——这一实际生活的改换带来的变化太巨大了——自己会遇到更多的机会。范丹林刚才约自己一起去参加一个讨论会，去不去呢？
他为父亲感到惆怅，然而，他更多地想到的是自己的事业功名。他要成为大经济学家，他要写几十部著作，他要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发表更多的战略性见解，他以后要成立一个自己领导的经济研究所，他感到自己是体魄强健的，富有活力的，可以承担多种大工作量，可以双手用力一挥，把大写字台上堆积如山的经济学著作哗啦一声都扫在地上——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幻觉？林虹很有点味道
自己原以为与范书鸿的重逢会很兴奋，会有许多亲切的感情交流，然而，见面很平淡，没有太多的话可说，有些隔膜。年轻时的美好记忆毕竟只是记忆了。他甚至感到此次回国期间与范书鸿相聚的次数不可能很多是件轻松的事情——自己这么想不对。但人就是这样，没见面时渴望相见，及至见了，又觉得没什么可说的现在，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事情
邓秋白看上去精力旺盛，他大概经常飞来飞去，这不是，邓秋白拎着皮包神采飞扬地踏上一个个高大台阶，踏上一个个镁光灯照亮的讲台，他的步伐一定还很矫健自己是不行了，气血没有枯竭，但也接近枯竭了吧。面对着邓秋白的学术成就，他之所以还能比较安然，大概就是由于感到了自己的衰老吧？
看到邓秋白比丈夫显得年轻，她总有些愤愤不平，看着郁文比自己年轻二十来岁的样子——实际上只比自己小几岁——就更加愤愤不平。她现在就是有许多话要讲，在嘴上讲，在心里讲：我觉得人受点批判没坏处。人应该改造自己嘛。斗私批修，这话现在不讲了，可意思还是对的。孔子也讲“吾日三省吾身”嘛。受苦受难也是锻炼。论语里讲：“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也。”文天祥正气歌中也说：“时穷节乃见。”什么贡献？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我还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什么愚忠？人要有点忠。你不忠于公，必然是为私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代也要讲修养。韩愈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人应该至诚才能至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每天要做自我批评。脸要天天洗，地要天天扫。我说得怎么不对？人活着就要斗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回顾三十年生活，我一点都不后悔，很充实很充实的，首先思想上很充实。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在中国，不要听那些片面观点，不要相信牢骚话。中国人现在都向前看，不像西方人都向钱看。人活着为什么？人活着就是要
“妈，你别说了。”范丹妮两眼发直地猛然站起来，她头晕恶心，想要呕吐。
“我怎么不要说了？”吴凤珠极为不满地看着女儿“人活着就是要”
“人活着为这为那全是假的，空的，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为了什么？”
“为了死。你，爸爸，邓伯伯，你们早晚都要死，我，丹林，还有你——林虹，以后也要死。人活着最后就是死。”
满桌人看着范丹妮，一时全呆愣了。
范丹妮拉开椅子，悠悠晃晃地一步步朝烤鸭店外面走去。
下午五点。主客在饭桌旁坐下了，全聚德烤鸭店的喧闹似乎都随着他们亲热寒暄的结束而在周围潮水般退下去了。（其实喧闹声依旧。）一瞬间他们似乎面对面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范书鸿与邓秋白对视着，心中涌上一股如烟的惆怅。
邓秋白，这位四十年代与自己一起出国留学的老同学，一路上经常站在船舷迎着海风不停地和人争论着天下大事，现在已然六十多岁了，法籍华人学者，虽然容光焕发，猛然看去，头发还是黑亮的，但仔细端详，两鬓已有星星白点。岁月流逝。一晃几十年。往事如烟。大海滔滔无边。轮船在大海上留下的一道黑烟。
范书鸿、吴凤珠，这两个曾与自己乘一条旧轮船到欧洲留学的老同学，现在已然是满头霜白，一脸憔悴衰朽了。他们旁边的一儿一女都已然步入中年了。真是人生苦短啊。“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范书鸿笑了笑，不胜感慨。
“有点像做梦。”邓秋白也感慨道，眼前流烟般掠过各种景象。几十年前的海轮，他们凭栏远眺，海真大啊，黯然的暮色中，大海荡着微光，一个刚刚离开的中途港口开始在黑糊糊的地平线上点点闪亮。几天前的北京机场。一束鲜花。闪光灯。人大会堂的接见。夫妇俩在故宫的游览“旧友重逢，我才真正明确地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真的。看着范书鸿和吴凤珠的老态，生命对时间流逝的说明是再有力不过了。他扭过头看着妻子笑笑。
妻子郁文也是华裔，白皙端庄，微胖，文雅中略含矜持，此时同样露出微微的一笑。那是理解的一笑，是几十年朝夕相处才有的平静而相应和的一笑。
“看上去你还年富力强。我是老了，真的老了。”范书鸿感慨地说。看着老同学还这样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地像个中年人，他更感到一丝淡淡的凄楚。
他和吴凤珠原想叫辆出租车来王府井烤鸭店。与老同学相聚，多少要点体面。“这还有个对外影响问题。”吴凤珠还一本正经地说道。但出租车叫不到，只好乘无轨电车来，体面和“影响”也就无法顾及。自己昨晚烫伤了脚，包扎着，走起路来一跛一拐，吴凤珠昨晚在阳台上晕倒后，体质还很弱。两个人在无轨电车上挤上挤下，不得不相互照顾遮挡，才能勉强站住。
他们下了电车，搀挽着在王府井大街密集的人流中缓缓朝烤鸭店走，人群摩擦着他们、碰撞着他们，老两口躲避着走得很慢，他突然感到了他们的衰老，骨骼衰老了，肌肉衰老了，大脑衰老了，衰老得干了，脆了，疏松了，有点朽了，不经碰了。一种风烛残年的黯然袭上心头。这个喧闹繁华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有些凄凉，又有一点安慰：他的儿子还在这个世界中占有一个不算太软弱的位置。
“你爸爸要是还活着就好了。”邓秋白转头看着林虹说道“当初我们一起出国，又一起搞历史。现在要是能够团聚该多好。”他喟叹一声，把目光转向范书鸿“现在才理解苏东坡那句诗的分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是人长久最宝贵啊。”
林虹只是静静地听着。
见到父亲的两位老友，她没有那么多惆怅，父母的去世已经太遥远了，她只感到在这种场合需要保持晚辈的谦恭。她此时更多地是感到着对面范丹林不时投来的含笑目光，那目光后面又隐隐闪现出另一些人的目光：李向南的，顾晓鹰的，钟小鲁的，童伟的。她现在顾不上惆怅，她要考虑的是现实的人生。她甚至还能觉察到笑语喧哗的烤鸭店内不止一个男人在隔着人头人肩不时盯着看她。
邓秋白又把目光转向范丹妮：“你在电影界工作，忙吗？”
范书鸿和吴凤珠表面含笑，内里却含着一丝紧张。范丹妮对于陪着父母会见旧友毫无兴趣，甚至很不耐烦。“你们的同学是你们的事，非要我们去不行？我忙，没时间。”昨晚上她曾这样说过。
此时范丹妮显得亲热地答道：“挺忙的。”
“她是我们家最忙的人了，今天一大早就外出直忙到这会儿才算忙回来。”范书鸿指着女儿笑呵呵地说。笑声中充满了慈爱，内含的却是对女儿的讨好。
这反而让范丹妮烦了，她懂得为父母捧场，她并不愿意父母低三下四地巴结自己。她不高兴地说：“我一会儿就要走，还有事呢。”
当着客人的面，范书鸿有些难堪。为了掩饰，他略仰起身，指着女儿对邓秋白笑道：“也不知道她成天忙什么。爱电影爱得着迷了，啥也顾不上了。”
“年轻人总是这样的。”邓秋白说道。
范丹妮没再说什么。她感到心中压抑着阴云般翻滚的一大堆东西，想找个理由发泄出来。她知道现在不能发泄。
坐在她身旁的林虹并不看她，只是用身体一侧感觉着她，能觉出范丹妮的情绪。
从胡正强家出来。范丹妮脸色难看地快步走着，林虹边走边和她说着话。她心神恍惚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路面坑坑洼洼硌着她的脚，她步子匆乱。直到离开了胡正强家，她才感到了屈辱。
当胡正强送她和林虹走出家门时，脸上依然像在公开场合那样温和文雅，然而在她眼里却是最虚伪不过了。是谁帮助他支撑着这个道貌岸然的形象？是文倩岚。她站在他身后，含着礼貌的微笑：“有时间再来吧。”文倩岚居然还能这样说。可是，这弄得自己也不能不虚伪：“你们回吧，不用送了。”自己当时不也这样礼貌地告别吗？胡正强微笑地目送着自己走下楼梯，他以后越发可以蔑视自己了。自己并不能怎样报复他，只能忍气吞声。文倩岚也淡淡含笑地看着自己的背影，从今以后，她也可以蔑视自己了。自己不过是个卑劣无耻的女人。林虹在一旁一直说笑着想哄自己高兴。今天她倒是收获不小，就要成为电影明星了。自己为什么要举荐她？她以后会得到童伟、钟小鲁、刘言这样一批男人的注目了。男人见了漂亮女人还不是都想得一手，胡正强大概也会对她献殷勤的。她一下子就飞到自己头上了。她不想听林虹说话，她烦。
“我现在不想听别人说话。”她说了一句。
“你今天怎么了？”沉默地走了好一会儿，林虹才关心地问。
“我现在恨一切人。”
与老同学见面，邓秋白没有一丝功成名就、衣锦归乡的兴奋，那是在其他场合：受到官方接待、游览故乡、参观母校时有的情绪，此刻他有的只是很深的歉疚感。为着自己曾经和范书鸿、吴凤珠是老同学；为着范书鸿、吴凤珠这几十年在国内坎坷多难、受尽折磨，而自己在国外却成就显赫、腾达荣光；为着他们已如此颓然老态而自己还精力旺盛、年富力强；为着他和范书鸿曾相约一块儿回国，然而在最后一刻自己没有履约。他现在的全部成就、健康、光荣，面对着范书鸿都变成歉疚不安的心理包袱。他竭力少谈自己，多谈范书鸿，多谈使范书鸿高兴的事情。
“丹林，这么说你现在是经济学家了？”他问范丹林。他感到了：儿子是范书鸿引以为骄傲的。
“我是在研究经济。”范丹林说。
“噢，丹林，我忘了，”范书鸿转身摘下挂在椅背上的提包，从里面拿出两本精装书“我把你的书拿来了。你自己送给邓伯伯吧，请他指教。”这是范丹林撰写的两卷集经济学著作，绿色塑料皮上烫着金字：经济控制论。新塑料皮还散发着刚刚压膜出来的塑料味。范丹林有些意外，他至今还未收到样书。“我今天正好有事去印刷厂，顺便看了看，见书已经出来了，就先拿了一套。”范书鸿解释道。
范丹林接过书来，看到自己亲笔写的一大摞稿纸变成了铅字，变成了这样堂皇的两本书，他感到一种兴奋从手中传导上来。但他只是略翻了翻，便恭恭敬敬地双手捧给邓秋白：“邓伯伯，请您指正。这是我的第一部著作。”
邓秋白接过书。范书鸿的儿子有如此的成就，自己能够表示祝贺了，这使他轻松了一些。“太好了。一看目录就很吸引人，很有气魄。”他翻看着赞叹道，显出由衷的高兴“来，丹林，”他把书翻到扉页“请为我题写几个字，我一定好好拜读。”
范丹林拿出钢笔，恭恭敬敬地写上了：
“邓秋白伯伯指正范丹林”
范书鸿在一旁含笑看着，他感到安慰。
范丹林抬起头，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他不禁也为父亲的一生怅然了。
吃过早饭，范书鸿就乘公共汽车到了车公庄新华印刷厂宿舍。他一瘸一拐地上到三楼，按着门牌号找到了自己一个研究生的家，研究生的父亲是印刷厂的普通干部。他敲门。
“谁呀？进来吧。”屋里一个姑娘的喊声。推门进去，一个二十来岁的圆脸姑娘正兴致勃勃地在立柜穿衣镜前比试着自己刚穿上的连衣裙。屋里简陋脏乱，地上一个大洗衣盆内堆满着要洗的脏衣服，床上，围着被子半躺半坐着一个瘫痪老头。
您找谁？找我哥哥？他出去了。您是他导师？您找他什么事呀？
他不好意思对姑娘说了。他原想通过这个研究生的父亲到印刷厂看看：丹林的书怎么样了，能不能现在就拿上一套？他不知道怎么张嘴。
“我带你去找吧。他可能到外面看书去了。”姑娘显得十分热情。
他瘸拐着，跟着姑娘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未找见。
“您找我哥哥有急事吗？”姑娘问。
“有一点。”
“能跟我说吗？”
“嗯你父亲在吗？”
“您找我父亲？那不是，我爸爸买菜回来了。爸爸，有人找你。”
一个神情敦厚的中年干部提着菜篮迎面走来：“您找谁？噢，您是亮亮的导师啊，有啥事，尽管说吧。”
“我我是想问问，我有这么一件事，可能要麻烦您”为这事张嘴真难啊。结果，事情并不难办。他被领到厂里。范丹林的书早已装订好，塑料皮也来了，堆在那儿，只是还没有一本本套上。
他自己配好一套先拿上了，好像拿着自己的生命。
外面不知何时暗下来了。听见纷纷沓沓的脚步声。雷电交加。噢，下雨了，天气预报没报，天有不测风云，雷阵雨下不长。主客看着窗外大雨议论了几句，注意力又回到饭桌上。烤鸭店内灯开了，一片雪亮，任凭外面风狂雨暴，店内另成世界。
饭店服务员托着托盘旋转着来来往往。菜一道道上来了，满桌喷香。酒瓶打开了，酒杯斟满了，气氛开始热烈。中国人招待中国人，亲热而殷切。
范书鸿：“来，为老同学的重逢，干杯。”
邓秋白：“来，为几十年的友谊干杯。”
范书鸿：“为你们回国观光接风干杯。”
邓秋白：“为你和凤珠健康，为你们全家健康干杯。”
范书鸿：“祝你和郁文，还有你们的女儿、儿子——下次让他们一块儿回来——一切都好，干杯。”
邓秋白：“丹林，丹妮，林虹，这杯酒，为祝你们年轻人一切都好干杯。”
范丹林：“邓伯伯、邓伯母，这杯酒敬你们，祝你们做出更大成就。”
邓秋白：“我要向你父亲请教，学习，范兄，来，敬你一杯，祝你在史学领域建树卓著。”
范书鸿伸出左手摇了摇，脸色一下黯然了：“不不，我已经不存这奢望了。惭愧啊，今天与老同学相会，我居然拿不出一本像样的著作回赠你。”
邓秋白举着酒杯，有些难堪地停在半空。他笑了笑：“过去国内政治不稳定，现在形势好了，范兄还是大有作为的。”
“不不，几年来我也时时头脑发热，想作为一番，但已然晚了。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脑子也老化了，确确实实有些老化了。”范书鸿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眼睛，重新戴上。他的话中没有什么幽默，含着一丝挺实在的悲哀。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有些黯然。
“研究历史是需要一点历史条件的，”邓秋白感慨地说“范兄，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三十年前，我没有如约和你们一起回国，一直感到很歉疚。可是，这些年我又常常后悔，当时应该给你们打个电报，力劝你们也不要回国。我犹豫了一天，你们已经登船启程了。”
“我回国，我不后悔。”范书鸿说“我还是希望儿女们生活在中国。”他指了一下丹妮和丹林。
邓秋白无言地沉默了一下。
吴凤珠自从进了烤鸭店，一直有些神思恍惚，这时突然感到清醒了，思路也活动了：“我们可从来不后悔，而且感到很光荣。祖国有危难，我们和它一块儿度过，这是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都只顾自己跑出去，国家怎么办？”
这种目前最流行的正统语言在这种场合无疑太生硬了。范丹林实在不满意。他对邓秋白笑道：“邓伯伯，不过，我以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怎么没有国界？”吴凤珠已经进入了她固执的思路了“你搞的经济改革不是中国的？你爸爸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回中国来，在哪儿研究？”
“邓伯伯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可他就没有回国。结果他比爸爸在史学方面的建树要大得多。”范丹林认真地反驳道。
“从个人来讲当然是好，可从”吴凤珠又要讲她的大道理。
“从对祖国的贡献来讲，也是邓伯伯大。邓伯伯写了那么多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古文明。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的巨大贡献？爸爸这几十年除了受批判，干了些什么？就是那本东西方宗教史对比嘛。”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吴凤珠生气地叨唠着“你那全是个人主义观点。”
“那我问你，是邓伯伯对中国贡献大，还是爸爸对中国贡献大？”
“不能这样比。”
“那怎么比？妈妈你说，一个人是白受苦贡献大呢，还是做出实际业绩贡献大？”
“我觉得为祖国受苦是最难的。”
“难有什么用？再说，受苦也不一定算多难的事。妈妈，你不是知道赵氏托孤的典故吗？赵氏托孤是托给了两个忠臣：杵臼和程婴。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二者孰难？’程婴答曰：‘死易耳，立孤难也。’你看，比起做成事情，死尚且都算容易的，你那个受苦算什么难的？”
“你怎么说开赵氏托孤了。”
“我觉得你的愚忠思想挺顽固的，不知怎么就想到这个典故了。”
“岂有此理”
“好了，不用争了，”范书鸿摆手打断了妻子不得体的争论“我觉得丹林的话对：当然是秋白兄的贡献大，他的著作摆在那儿呢。我有什么贡献？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
“那你为什么还不后悔？”吴凤珠不甘示弱。
邓秋白一直有些尴尬地看着吴凤珠与范丹林的争论，这时笑了笑，说道：“范兄，你们一大批回国的人，虽然几十年来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以为，对于中国今天民主进程的出现，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作用微乎其微。”范书鸿摇了摇手“秋白，我回来并不后悔。你没回来，我认为也没错。都是历史造成的。”
“我当时没有回来，完全因为一个偶然原因。上商店买东西，要了两张旧报纸包装，回来，刚要把报纸揉了扔掉，看见一个标题，评论中国的。我展开随便看了一下，对中国政局是否会长久稳定产生了怀疑。要不是这张旧报纸，第二天我也就动身了。那我可能会和你一样，也许一本小册子都写不出来。”
“如果不是你，而是我看见那张旧报纸，那可能咱俩就正好换换位置了。”范书鸿风趣地笑道，他想活跃气氛。
“那完全可能。我那天本来不准备去买东西了，可临时决定去了，也没准备去那个商店，正好碰上一个熟人，就一边聊一边多走了几步。这才进了那家商店。有时候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就决定了人的一生。”
邓秋白与郁文在中国官方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故宫博物院，他们在簇拥中踏进午门，踏进太和门，面对着雄伟辉煌的太和殿和殿前气势非凡的广场站立片刻，感受一下，再踏上太和殿。然后，一间又一间平时封闭着不对普通游人开放的宫与殿的大门在他们面前相继打开，他们在主人殷勤的引导陪同下一一迈进去。他们走到哪儿，门就开到哪儿，畅行无阻。他心中除了涌起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自豪和一个历史学家的兴奋外，更多的是一种享受贵宾待遇的、光荣显赫的优越感
他们坐着小轿车驰离灯火辉煌的人大会堂，驰往下榻的宾馆，他很舒服地仰靠在坐位上，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长安街灯火，回想着刚才在人大会堂与国家领导人会见的场面，他为自己受到的尊重欢迎感到满足。
“郁文，”他转过头对妻子说“我真幸运啊，要是三十年前没看到那张旧报纸，我哪有今天？还不是和范书鸿一样住牛棚，受批判，无所作为？真是人生难测啊。”
外面雷电风雨都停了，天又明了些。烤鸭店顾客更多了。桌桌客满。服务员托着托盘旋转着穿梭往来。荷叶饼上来了，鸭架汤也上来了，一片片烤鸭蘸甜面酱，加上葱丝裹卷在一张张小小的荷叶饼里，一桌人边吃饭边饮着酒。
历史学的动态，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人生中的机遇，不同的价值观，几十年前的往事，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关系，东方与西方的家庭结构，范丹林的经济学，林虹父母受迫害的情况，邓秋白夫妇回国的观感，中国的特异功能，中国人在国外的情况谈话是随意的，泛泛的。客人关心的是中国现状，主人感兴趣的是外国情况，范丹林关心的是经济，林虹是什么都关心，又什么都不关心，范丹妮只是不断地喝酒。这是一个多元的心理气氛场，里面融汇着各种各样的因素。然而，范书鸿与邓秋白这两个分别三十年的旧友重逢，毕竟使这个心理场带有模糊的两极。往事悠悠，人生惆怅，是隐隐约约影响和笼罩着一切的“主题”
这个主题使范丹妮更多地饮酒；使林虹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人生抉择；使范丹林更多地想着自己的经济学和今天晚上的一个活动——他要去参加一个讨论；使邓秋白更多地想着他将要写的几部历史学巨著；使范书鸿更多地感到自己的衰老和往昔的一去不复返；使吴凤珠有更多的要不停说道的不满的话。
红色的葡萄酒，黄色的啤酒，在灯光下闪亮。透过酒杯看世界，都是光亮而模糊的。各种各样的电影镜头在眼前闪过。胡正强的眼睛，文倩岚的眼睛，各种人的眼睛，旋转的舞会，色彩缤纷的旋风，一个女人站在酒席旁仰着脖子干杯，酒从嘴角流下来，她醉了，扔下酒杯，笑着，人们惊愕地看着她，男人们厌恶的目光，服装店内摩肩接踵，各种款式的裙子在眼前晃动，赤橙黄绿青蓝紫，眼花缭乱，一个脸甜甜的女售货员在冲自己微笑，您要什么？她要什么？要酒，要不停地喝酒，她要放把火把服装店烧了，大家都不要穿衣服，都裸着，她不怕，可她的假胸呢？
邓秋白和范书鸿两位老人，还有自己去世的父亲，他们经历的人生起点相同，结局何等悬殊啊。影响人生的是两大因素：客观的偶然性和主观的抉择。客观偶然性的力量太巨大了，它决定了人的基本方向，人只是在这基本方向范围内有所抉择吧？偶然性后面还有没有必然性呢？这个哲学问题暂时不必想吧。她现在不必去考虑客观生活是如何安排自己命运的，她要考虑的是在这个已经确定的安排面前如何抉择。对职业和事业的抉择，还有对男人的抉择。难道就抉择李向南？童伟的脸，钟小鲁的脸，随着自己踏进京都生活——这一实际生活的改换带来的变化太巨大了——自己会遇到更多的机会。范丹林刚才约自己一起去参加一个讨论会，去不去呢？
他为父亲感到惆怅，然而，他更多地想到的是自己的事业功名。他要成为大经济学家，他要写几十部著作，他要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发表更多的战略性见解，他以后要成立一个自己领导的经济研究所，他感到自己是体魄强健的，富有活力的，可以承担多种大工作量，可以双手用力一挥，把大写字台上堆积如山的经济学著作哗啦一声都扫在地上——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幻觉？林虹很有点味道
自己原以为与范书鸿的重逢会很兴奋，会有许多亲切的感情交流，然而，见面很平淡，没有太多的话可说，有些隔膜。年轻时的美好记忆毕竟只是记忆了。他甚至感到此次回国期间与范书鸿相聚的次数不可能很多是件轻松的事情——自己这么想不对。但人就是这样，没见面时渴望相见，及至见了，又觉得没什么可说的现在，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事情
邓秋白看上去精力旺盛，他大概经常飞来飞去，这不是，邓秋白拎着皮包神采飞扬地踏上一个个高大台阶，踏上一个个镁光灯照亮的讲台，他的步伐一定还很矫健自己是不行了，气血没有枯竭，但也接近枯竭了吧。面对着邓秋白的学术成就，他之所以还能比较安然，大概就是由于感到了自己的衰老吧？
看到邓秋白比丈夫显得年轻，她总有些愤愤不平，看着郁文比自己年轻二十来岁的样子——实际上只比自己小几岁——就更加愤愤不平。她现在就是有许多话要讲，在嘴上讲，在心里讲：我觉得人受点批判没坏处。人应该改造自己嘛。斗私批修，这话现在不讲了，可意思还是对的。孔子也讲“吾日三省吾身”嘛。受苦受难也是锻炼。论语里讲：“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也。”文天祥正气歌中也说：“时穷节乃见。”什么贡献？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我还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什么愚忠？人要有点忠。你不忠于公，必然是为私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代也要讲修养。韩愈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人应该至诚才能至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每天要做自我批评。脸要天天洗，地要天天扫。我说得怎么不对？人活着就要斗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回顾三十年生活，我一点都不后悔，很充实很充实的，首先思想上很充实。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在中国，不要听那些片面观点，不要相信牢骚话。中国人现在都向前看，不像西方人都向钱看。人活着为什么？人活着就是要
“妈，你别说了。”范丹妮两眼发直地猛然站起来，她头晕恶心，想要呕吐。
“我怎么不要说了？”吴凤珠极为不满地看着女儿“人活着就是要”
“人活着为这为那全是假的，空的，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为了什么？”
“为了死。你，爸爸，邓伯伯，你们早晚都要死，我，丹林，还有你——林虹，以后也要死。人活着最后就是死。”
满桌人看着范丹妮，一时全呆愣了。
范丹妮拉开椅子，悠悠晃晃地一步步朝烤鸭店外面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