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沉重的父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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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馒头的父亲
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题记
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
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
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
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
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
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得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
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
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
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地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
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
我的泪就落下来。对不起了父亲，我是真心爱你的，可你偏偏是在学校里拾馒头，我怕被别人看不起呀！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
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拾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伴着满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
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
第二天，我挟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焉焉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啊，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
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
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
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一麻袋馒头
那年，我在豫南一个劳改农场服刑，有一次送来一个太康犯人，当他看到别人的家人隔三差五地来看望，十分羡慕，于是便往家里写信，每月几块钱的劳改金都用在买信封和邮票上。可是，半年过去了，他的家人还是没有来，最后他终于急了，给家里写了一封绝交信。
他的爹娘就他一个娃儿，其实早就想来看他了，只因为家中实在太穷，几十元的路费都借不来。当他们接到娃儿的绝交信的时候再也坐不住了，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和准备，决定去看儿子。
他们把家里的板车弄了出来，仔细检查轮胎有没有漏气。感到没啥大问题了，就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稍新点的被子铺到车上，然后向劳改农场出发。在路上，老两口始终坚持一个拉车，另一个在车上休息，谁累了谁歇，但板车不能停。他爹不忍心让他娘累倒，就埋头拉车，被催得急了，才换班歇歇。
因为走的路远，他爹的鞋子很快就磨破了。出现这种意外他们当初可没有想到，当他娘给他爹挑扎在脚中的刺的时候，气得直摇头，嘴里不住地叹气。可是路还是要赶，从清晨到晚上，一直走到天黑看不清楚东西才找个木棍把车一支，两人在大路上睡一会儿。等天刚蒙蒙亮，又开始赶路。就这样，一百多里的路程，他们走了三天两夜才到达。
劳改农场和监狱不一样，在那里，一个犯人的家属来看望，一圈犯人围着看情况，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太康犯人的家属来看望的时候，我和很多犯人都在场。
那天我们得知老两口从百里之外徒步来看儿子，在场的人都为之震惊了！尤其看到那双磨破的鞋中探出的黑色脚趾，围观的犯人都掉了泪，连管教干部也转过身去擦眼睛。这时，只听“扑通”一声，太康犯人重重地跪在了爹娘面前。
见此情景，我们赶忙上去拉他，可无论如何，他就是跪在地上不起来。管教干部说话了：“谁也别管他，他也该跪了。”说完撇下太康犯人，硬拉着老两口到干部食堂，并吩咐做饭的师傅赶快做些汤面。片刻工夫，满满两大碗汤面端了上来，看样子老两口是真的饿坏了，也没有多推让，也不往椅子上坐，原地一蹲，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面条吃得精光，直吃得满头大汗。
吃完之后，管教干部又过来了，手里握了一大把零钱：“大爷、大娘，这是我们几个干部凑的120元钱，钱不多，算我们一点心意。”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收，嘴里还直念叨：“这就够麻烦的了，咋能要你们的钱呢？”他娘转过身对仍在地上跪着的儿子说：“娃儿，你在这里千万好好改造，等明年麦收了，我和你爹还来看你。”
他爹远远地退到一边，用像砂纸打磨过的手，拿着那根木棍在地上乱画。
本来，一般家属看望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管教干部觉得老两口来一次不易，就尽量放宽时间。最后，他们无声地端详了娃儿好久，才依依不舍地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又费力从板车上拖下了一个大麻袋，说是娃儿在这儿干活改造怕他吃不饱，给他留点吃的，等儿子饿的时候慢慢吃……
看着老人一步三回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太康犯人还在地上跪着，满面泪痕。我心里一阵发酸，同时也纳闷，这么一大麻袋都是什么吃的？既然他们带吃的了怎么还饿成那样？正好有两个同是太康的犯人，上前帮忙拾起麻袋。其中一个不小心，手没有抓住麻袋的扎口，“砰”的一声麻袋摔在地上。一下子，一堆圆圆的东西活蹦乱跳地滚了一地！我仔细一看，满地骨碌滚动的都是馒头。
足足有几百个！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笼，而且这些馒头已经被晾得半干了。看到这些，我的脸好像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火辣生疼！在“道上”曾以“铁石心肠”著称的我，刹那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在太康犯人的身边，我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一举动好像具有感染力，只听“扑通、扑通、扑通”，在场所有的犯人，也都齐齐地跪了下去！
我不敢想象，老两口徒步百里看儿子的情景；更不敢想象，老两口是怎么挨家挨户讨要这么多的馒头！最让我心痛的是，怕儿子一时吃不完再坏了，他们一人拉车，一人在车上晾馒头。
其实他们哪知道劳改农场的饭菜量，这里的“杠子馍”一个就有一斤重，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它刺痛着我的眼睛，更刺痛着我的灵魂！这时，我耳边传来一句撕心裂肺的嘶喊：“爹，娘，我改！”那是太康犯人在爹娘来看望他期间说的唯一的一句话，那简短的四个字响彻天际，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最沉重的土豆丝
朋友曾经对我讲述这样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独生女，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许是望女成凤吧，他们从小就对我十分严厉。虽然在生活上不亏待我一点儿，但是在思想上却很少和我交流，在学习上更是高压管制，从不放松。当时就觉得他们很残酷，现在才明白，他们和其他盲目溺爱孩子的父母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溺爱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十分孤独。所以从开始学习写作文起，我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晚上做完功课之后，我都要尽情地在日记上倾吐我的酸甜苦辣和我的秘密心情。日记，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在这种状况下，我考上了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学校离家很远，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我每天早上都带着午餐去上学，中午在学校里把饭盒一热，就在教室里吃。带午餐的同学还挺多，大家免不了会在一起“交流”，要是觉得哪个同学带的什么菜好，我就会在日记里题上一笔，有时有人夸我带的菜，我也会顺手写上两句。开始还没留意，后来，我慢慢发现，凡是我在日记里记过的那些味道不错的好菜，隔上一两天，妈妈就会让它们出现在我的饭盒里。
莫非他们偷看了我的日记？我不愿意相信。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的日记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我从没有上过锁。我丝毫没有怀疑过父母，他们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编辑，那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们怎么会这么做呢？
但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发现日记里的书签好几次被动了地方———对这种细节，青春期的我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可是我还是没有贸然出击，我想了一个花招儿。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中午，大家在教室里吃各自带的盒饭，张伟丽带的是土豆丝，是用青椒丝和肉丝拌着炒的，脆脆的，麻麻的，真香！张伟丽的妈妈真好！张伟丽真幸福！”
第三天早上，我打开饭盒，扑入眼帘的便是青椒丝和肉丝拌着炒出来的香喷喷的土豆丝！我愤怒极了，当即就把饭盒扣到了地上。妈妈吓愣了，呆呆地看着我。我冷冷地说：“你们是不是看了我的日记？”妈妈说不出话来。爸爸走过来说：“就是看了日记又怎么样？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你妈妈！”我叫道：“那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种行为有多么不道德！多么卑鄙！”
说完我就冲出了门，在大街上逛了一天。那是我第一次逃学。我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实在是令我失望：连父母都不值得信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连生命都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学习呀，成绩呀，高考呀，前途呀等等这些附属品更不值一提。现在想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我确实就是这样钻进了牛角尖里，开始了严重的心理封锁和自我幽闭。
往后的事情愈发不可收拾：我成了那个时候少有的“问题少女”，被学校建议休学一年。就那么守在家里，和父母几乎不搭腔。他们想和我说话，我也不理他们，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有几次甚至差点儿割腕自杀，只是因为勇气不足而临阵退却了。过了一段时间，爸爸给我办了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我就开始去外面看书。就这样，我熬过了漫长的一年———现在想来，能熬过那一年，还真亏了那些书呢。
这之后，我又到一所普通高中复读，高中毕业又上大学，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工作。不知不觉间，我的生活又步入了正轨。唱歌、跳舞、交朋友，成了一名平凡而快乐的年轻人，以前的阴影似乎淡淡隐去了。
二十四岁生日那天，妈妈做了很多菜———二十四岁是本命年，父母相当重视。其中一道菜就是土豆丝。看到土豆丝，我一下子又想起了旧事，便以开玩笑的口气对他们回忆起我当时的糟糕状况，没想到父母当时就都哭了。妈妈说：“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看到一盒土豆丝把你弄成了那样，给你承认错误，聊聊天，谈谈心什么的，你都不让。我真是连死的心思都有啊！”
我震惊极了。我从没有想到那盒土豆丝居然在父母的心上也压了这么多年，并且膨胀成了沉重的千斤担，而且他们负载的是自己和女儿的双重痛苦。当年他们固然有错，但从本意上讲，他们也是为了我好。他们虽然是父母，可也并不是圣人。他们也有犯错误的权利，也有在人生中学习的权利。他们也像我一样，是个会受委屈的“孩子”，需要在犯错误和学习的过程中得到理解和宽容。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也许我们对待父母最公正的态度，就是用成人的态度而不是孩子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与他们平等地进行沟通和交流，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和尊重他们。
“‘父母的爱虽然不能理解我们，但它仍然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这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话。”朋友最后说，“而我想说的却是：如果父母的爱能够理解我们，我们的爱也能够理解父母，那么这两种爱便可以融会成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也最美好恒久的财富。”
写写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孤儿，从小是由父亲的一个远方姐姐照看大。所以我没见过爷爷、奶奶，也没有叔伯、姑妈。那个照顾我父亲的远方姑妈便是我在父亲这边的唯一亲人。
父亲从未向我们讲过自己的过去，偶尔提起也只轻描淡写几句。我和父亲交流甚少（也不知道父子之间是否都这样），所以我从未问过他。因为我感觉父亲不愿或者不堪回首往事。父亲的过去我所知甚少，只是听母亲和外婆讲过一些零星片段。说父亲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六、七岁时祖父也逝了。孤苦伶仃的父亲就靠我那个姑妈抚养长大。以后父亲参了军。在部队上识字学文化。以后又到了邮电系统，经过一段比较正规的学习培训。一九五六年，他随着支援边区建设的大军来到陕北。一干就是四十年，直到退休。
拾馒头的父亲
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题记
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
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
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
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
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
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得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
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
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
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地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
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
我的泪就落下来。对不起了父亲，我是真心爱你的，可你偏偏是在学校里拾馒头，我怕被别人看不起呀！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
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拾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伴着满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
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
第二天，我挟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焉焉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啊，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
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
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
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一麻袋馒头
那年，我在豫南一个劳改农场服刑，有一次送来一个太康犯人，当他看到别人的家人隔三差五地来看望，十分羡慕，于是便往家里写信，每月几块钱的劳改金都用在买信封和邮票上。可是，半年过去了，他的家人还是没有来，最后他终于急了，给家里写了一封绝交信。
他的爹娘就他一个娃儿，其实早就想来看他了，只因为家中实在太穷，几十元的路费都借不来。当他们接到娃儿的绝交信的时候再也坐不住了，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和准备，决定去看儿子。
他们把家里的板车弄了出来，仔细检查轮胎有没有漏气。感到没啥大问题了，就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稍新点的被子铺到车上，然后向劳改农场出发。在路上，老两口始终坚持一个拉车，另一个在车上休息，谁累了谁歇，但板车不能停。他爹不忍心让他娘累倒，就埋头拉车，被催得急了，才换班歇歇。
因为走的路远，他爹的鞋子很快就磨破了。出现这种意外他们当初可没有想到，当他娘给他爹挑扎在脚中的刺的时候，气得直摇头，嘴里不住地叹气。可是路还是要赶，从清晨到晚上，一直走到天黑看不清楚东西才找个木棍把车一支，两人在大路上睡一会儿。等天刚蒙蒙亮，又开始赶路。就这样，一百多里的路程，他们走了三天两夜才到达。
劳改农场和监狱不一样，在那里，一个犯人的家属来看望，一圈犯人围着看情况，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太康犯人的家属来看望的时候，我和很多犯人都在场。
那天我们得知老两口从百里之外徒步来看儿子，在场的人都为之震惊了！尤其看到那双磨破的鞋中探出的黑色脚趾，围观的犯人都掉了泪，连管教干部也转过身去擦眼睛。这时，只听“扑通”一声，太康犯人重重地跪在了爹娘面前。
见此情景，我们赶忙上去拉他，可无论如何，他就是跪在地上不起来。管教干部说话了：“谁也别管他，他也该跪了。”说完撇下太康犯人，硬拉着老两口到干部食堂，并吩咐做饭的师傅赶快做些汤面。片刻工夫，满满两大碗汤面端了上来，看样子老两口是真的饿坏了，也没有多推让，也不往椅子上坐，原地一蹲，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面条吃得精光，直吃得满头大汗。
吃完之后，管教干部又过来了，手里握了一大把零钱：“大爷、大娘，这是我们几个干部凑的120元钱，钱不多，算我们一点心意。”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收，嘴里还直念叨：“这就够麻烦的了，咋能要你们的钱呢？”他娘转过身对仍在地上跪着的儿子说：“娃儿，你在这里千万好好改造，等明年麦收了，我和你爹还来看你。”
他爹远远地退到一边，用像砂纸打磨过的手，拿着那根木棍在地上乱画。
本来，一般家属看望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管教干部觉得老两口来一次不易，就尽量放宽时间。最后，他们无声地端详了娃儿好久，才依依不舍地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又费力从板车上拖下了一个大麻袋，说是娃儿在这儿干活改造怕他吃不饱，给他留点吃的，等儿子饿的时候慢慢吃……
看着老人一步三回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太康犯人还在地上跪着，满面泪痕。我心里一阵发酸，同时也纳闷，这么一大麻袋都是什么吃的？既然他们带吃的了怎么还饿成那样？正好有两个同是太康的犯人，上前帮忙拾起麻袋。其中一个不小心，手没有抓住麻袋的扎口，“砰”的一声麻袋摔在地上。一下子，一堆圆圆的东西活蹦乱跳地滚了一地！我仔细一看，满地骨碌滚动的都是馒头。
足足有几百个！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笼，而且这些馒头已经被晾得半干了。看到这些，我的脸好像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火辣生疼！在“道上”曾以“铁石心肠”著称的我，刹那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在太康犯人的身边，我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一举动好像具有感染力，只听“扑通、扑通、扑通”，在场所有的犯人，也都齐齐地跪了下去！
我不敢想象，老两口徒步百里看儿子的情景；更不敢想象，老两口是怎么挨家挨户讨要这么多的馒头！最让我心痛的是，怕儿子一时吃不完再坏了，他们一人拉车，一人在车上晾馒头。
其实他们哪知道劳改农场的饭菜量，这里的“杠子馍”一个就有一斤重，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它刺痛着我的眼睛，更刺痛着我的灵魂！这时，我耳边传来一句撕心裂肺的嘶喊：“爹，娘，我改！”那是太康犯人在爹娘来看望他期间说的唯一的一句话，那简短的四个字响彻天际，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最沉重的土豆丝
朋友曾经对我讲述这样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独生女，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许是望女成凤吧，他们从小就对我十分严厉。虽然在生活上不亏待我一点儿，但是在思想上却很少和我交流，在学习上更是高压管制，从不放松。当时就觉得他们很残酷，现在才明白，他们和其他盲目溺爱孩子的父母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溺爱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十分孤独。所以从开始学习写作文起，我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晚上做完功课之后，我都要尽情地在日记上倾吐我的酸甜苦辣和我的秘密心情。日记，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在这种状况下，我考上了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学校离家很远，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我每天早上都带着午餐去上学，中午在学校里把饭盒一热，就在教室里吃。带午餐的同学还挺多，大家免不了会在一起“交流”，要是觉得哪个同学带的什么菜好，我就会在日记里题上一笔，有时有人夸我带的菜，我也会顺手写上两句。开始还没留意，后来，我慢慢发现，凡是我在日记里记过的那些味道不错的好菜，隔上一两天，妈妈就会让它们出现在我的饭盒里。
莫非他们偷看了我的日记？我不愿意相信。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的日记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我从没有上过锁。我丝毫没有怀疑过父母，他们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编辑，那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们怎么会这么做呢？
但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发现日记里的书签好几次被动了地方———对这种细节，青春期的我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可是我还是没有贸然出击，我想了一个花招儿。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中午，大家在教室里吃各自带的盒饭，张伟丽带的是土豆丝，是用青椒丝和肉丝拌着炒的，脆脆的，麻麻的，真香！张伟丽的妈妈真好！张伟丽真幸福！”
第三天早上，我打开饭盒，扑入眼帘的便是青椒丝和肉丝拌着炒出来的香喷喷的土豆丝！我愤怒极了，当即就把饭盒扣到了地上。妈妈吓愣了，呆呆地看着我。我冷冷地说：“你们是不是看了我的日记？”妈妈说不出话来。爸爸走过来说：“就是看了日记又怎么样？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你妈妈！”我叫道：“那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种行为有多么不道德！多么卑鄙！”
说完我就冲出了门，在大街上逛了一天。那是我第一次逃学。我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实在是令我失望：连父母都不值得信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连生命都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学习呀，成绩呀，高考呀，前途呀等等这些附属品更不值一提。现在想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我确实就是这样钻进了牛角尖里，开始了严重的心理封锁和自我幽闭。
往后的事情愈发不可收拾：我成了那个时候少有的“问题少女”，被学校建议休学一年。就那么守在家里，和父母几乎不搭腔。他们想和我说话，我也不理他们，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有几次甚至差点儿割腕自杀，只是因为勇气不足而临阵退却了。过了一段时间，爸爸给我办了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我就开始去外面看书。就这样，我熬过了漫长的一年———现在想来，能熬过那一年，还真亏了那些书呢。
这之后，我又到一所普通高中复读，高中毕业又上大学，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工作。不知不觉间，我的生活又步入了正轨。唱歌、跳舞、交朋友，成了一名平凡而快乐的年轻人，以前的阴影似乎淡淡隐去了。
二十四岁生日那天，妈妈做了很多菜———二十四岁是本命年，父母相当重视。其中一道菜就是土豆丝。看到土豆丝，我一下子又想起了旧事，便以开玩笑的口气对他们回忆起我当时的糟糕状况，没想到父母当时就都哭了。妈妈说：“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看到一盒土豆丝把你弄成了那样，给你承认错误，聊聊天，谈谈心什么的，你都不让。我真是连死的心思都有啊！”
我震惊极了。我从没有想到那盒土豆丝居然在父母的心上也压了这么多年，并且膨胀成了沉重的千斤担，而且他们负载的是自己和女儿的双重痛苦。当年他们固然有错，但从本意上讲，他们也是为了我好。他们虽然是父母，可也并不是圣人。他们也有犯错误的权利，也有在人生中学习的权利。他们也像我一样，是个会受委屈的“孩子”，需要在犯错误和学习的过程中得到理解和宽容。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也许我们对待父母最公正的态度，就是用成人的态度而不是孩子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与他们平等地进行沟通和交流，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和尊重他们。
“‘父母的爱虽然不能理解我们，但它仍然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这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话。”朋友最后说，“而我想说的却是：如果父母的爱能够理解我们，我们的爱也能够理解父母，那么这两种爱便可以融会成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也最美好恒久的财富。”
写写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孤儿，从小是由父亲的一个远方姐姐照看大。所以我没见过爷爷、奶奶，也没有叔伯、姑妈。那个照顾我父亲的远方姑妈便是我在父亲这边的唯一亲人。
父亲从未向我们讲过自己的过去，偶尔提起也只轻描淡写几句。我和父亲交流甚少（也不知道父子之间是否都这样），所以我从未问过他。因为我感觉父亲不愿或者不堪回首往事。父亲的过去我所知甚少，只是听母亲和外婆讲过一些零星片段。说父亲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六、七岁时祖父也逝了。孤苦伶仃的父亲就靠我那个姑妈抚养长大。以后父亲参了军。在部队上识字学文化。以后又到了邮电系统，经过一段比较正规的学习培训。一九五六年，他随着支援边区建设的大军来到陕北。一干就是四十年，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