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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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扳指头点将细查新班底
按肥瘦分工粗用老办法
小山镇比不得县城,天擦黑后,立刻有了明显的感觉。十七十八,当时摸瞎,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白天电压很低的电灯“油”没有了,进屋里就得点燃蜡烛。通信员拿着我的茶杯和笔记本上了三楼小会议室,一溜串茶几上点了十几支蜡烛,射出去的亮光给院子勾出了立体轮廓。我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一起上楼。
飞鸿笑着说:“贺书记,这里可比不得县城,天一黑一准停电,咱们群众给大电起了个名儿,叫‘尿泡电’。”
我问:“咋叫个‘尿泡电’?”
飞鸿告诉我:“这电一直要停到后半夜,等人们刚好起来尿泡时,这电才能来。”想一想,也真是那么回事,老百姓在黑夜里还真能想出点黑色幽默来。
可能是刚过罢年,也可能是我第一次召开扩大党委会,所以,班子成员到得既快又齐。
退二线的有两个老镇长,周礼让和孔祥顺,都是本镇元老级的人物。周礼让面临退休,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孔祥顺是个“戏补丁”哪里有一些纠纷需要排解就临时安排他挡上一阵子。这跟县以上的政府部门不一样。县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称“退了二线再去上班儿,上舞厅不要包间儿,打麻将不知道吃张儿,回家晚不会编弯儿”为“四大傻蛋”可见,退了二线再去上班确实惹人讨嫌。在乡镇就不同,一是在职干部人人都有活干,忙得不可开交,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二是有一些要去捏热铁的烧手事情,叫本地人出面,特别是请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解决,往往事半功倍;三是老一点的同志,恋位不恋窝,越是快退越不愿意退下来。虽然没有实权,但只要给点工作干,不仅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领导器重,很有面子,再张扬一下自己。这种人性深处的满足感、成就感、优越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意义。因此,如果对这些老同志用得得法,确实能够做一些本来不好做的事情。
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领导,一个是镇人大主席孔祥明,曾经当过镇长,到了当上人大主席时,算是不退二线的退二线,加上患有肺气肿,常年请病假,要不是年龄不到,早就应该退下来了。另一个是镇政协联络组组长曹思德,正乡级干部,干的却是可有可无的活儿。
再下来,就是副书记级别的人员。两个专职副书记是左平奇和井春跃。平奇是前几年从县委办公室下来的,从当副镇长开始,一直熬到当上了三把手,成为管组织的副书记;春跃是从邻近的孟坪乡副乡长调到这里任副书记的,大家习惯上称他为宣传书记;还有一个县委统战部下派挂职的副书记,很快就要返回原单位,当然,离开之前仍然要参加扩大党委会议;还有一个纪检书记叫牛振山,过去叫纪检组长,现在升格了,副书记格次,排序也往前边移了几位。
以下就是几个副镇长:郑东方、华秋实、何付德、赵豫、鲁新慧,还有一个年轻的镇长助理李立进。这郑、赵、李是新来的,华、鲁、何是本地人。
鲁新慧是班子中唯一的一个女干部,三十五六岁,人长得不丑不俊,不黑不白,不老不少,算是个“六不女干部”她的男人叫姜保兴,也在镇机关上班,是一般人员,人很好,有文采,但机遇不济,出力不少,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鲁新慧是从村妇女主任熬出来的,据说工作泼辣大胆,才成为不可多得的女中将才。早些年刚分田到户,公社干部仍然只会抓农业时,她作为公社的妇女主任,下到大队去检查麦场防火,一看谁家麦场里没有水缸,背起人家的桑杈就跑。老百姓没有桑杈怎么打麦?没办法只得认罚,然后立即弄水缸并装满水。
华秋实家住灌河却一直在邻近的红庙乡工作,在那里当了十来年乡党委秘书,才熬成了副乡长,后调回灌河任副镇长。到这个份上,上进心几乎没有了,就演变成了一个“酒马虎”据说,他在喝酒方面,有“四个不论”即“不论时间,不论场合,不论和谁,不论啥酒”于是天天喝酒。逢酒必喝,喝酒必醉,一场酩酊,万事皆休。这个人也有一定工作能力,高兴了干活,不高兴喝酒,喝醉了,不是睡觉,就是回家,经常几天不见踪影,叫人又好气又好笑,恨铁不成钢。我的前任曲书记根本用不了他,多次交锋,终因烂泥糊不上墙而作罢,放任自流。可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直挺好,第一个麦天亲自带人到他家帮忙,让他很感动,他就收敛了不少老毛病。这个同志后来真的在处理信访方面的问题上给我出了几次大力,有人就说我能叫鬼都推磨了,此是后话。
何付德是个老实人,部队转业干部,人长得有点像小品演员赵本山,大家戏称他赵镇长,他也不生气,只是嘿嘿笑笑。工作上,他是叫干啥就干啥,坐下来很容易扯呼噜,一座楼都会震动。他女人在老家村里当教师,也不知是感情不好,或是其他原因,反正一年到头从不进家。有一次,一个干瘦的女人找到我,说自己是一个教师,要求领导给教办室下指示,解决她多年悬而未决的职称问题。缠了半天,叫何镇长过来把她喝走了,走了以后人们才告诉我,原来这就是付德嫂子。没有女人照料的人,生活就一定懒散,付德的衣服就经常脏兮兮的,他的狐臭、脚臭也是出了名的,一到夏天,没有人愿意挨着他坐。
余下的是武装部部长郑春发,党委委员赵飞鸿、马国朝、孔祥贝,组织员刘子世。乡镇企业是乡镇的重要工作,办公室主任升格了,当副镇级使用,所以就地不容易提拔的县直干部,通过这个渠道下来变成副科级。马万通主任就是从农经委选拔出来出任这个实职的,人很是精明能干,干得得法时,管人管钱管物,往往比一个副镇长的权力都大,出力也最多。
这样算起来,包括退二线的同志,大大小小二十几个正副乡级干部,就是我的班底。
扩大党委会是乡镇党政班子里一种极其平常的会议形式。有了事情安排,一个扩大党委会就可以解决了。乡镇的事情,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抓一把,一把抓,全靠一把手说了算。我跟过四任县委书记,为官的套路见得多了,对这些操作方式很清楚。当一把手的,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抓两头带中间,就连开会,也要这样做。要么先发言,给人下套子,下命令,或者给会议定调子;要么就最后总结,你举板,我来拍。做决策时让下属感到出其不意,说出去的话才力重千钧,头头是道,无懈可击,既有奇思妙想而又易于操作;既体现民主,又体现集中;既综合民意,又统揽全局;既见微知著,又高屋建瓴;既虚怀若谷,又高人一筹,这就是领导者的本领。否则,没有人能够信服你,又怎么能够死心塌地跟着你干?所以,这个第一次扩大党委会,我有意听一听大家对我这个新任书记是什么态度,最后来个高妙的总结。所以盘算着在开始并不讲什么,而是先听后总结,让大家说足说够。
周礼让发言时最不讲礼让,多年当镇长的经历,练就了开第一炮的本领,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坏习惯。这个人本身就是大炮手,虽然文化水不深,又好掉书袋子,在哪里工作都是雷动风响,说话大腔大调,跟一个人说话也像作报告。在职时,前呼后拥的,退了二线,就没有多少人恭维了,所以,他容易上火,经常闹脾气,好像对谁都有意见,尤其是对我的前任曲广远书记很可能有气。因此,就把对我的拥护提高了八度。
孔祥顺这个人本来就比较玲珑,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接着周礼让的话茬,说得更加贴心:“只要跟着贺书记干,我孔祥顺把这一把老骨头交出去了!”后来,我分析,这些老同志可能面临退休,留点口德。这种一贬一褒,击前鼓后,竟成了会议的主旋律。
在这样的会上,大家听到那么硬性的人竟然说起了逢迎话,自然都会顺水推舟,众口一词,纷纷向我这个新任党委书记发出了致敬电,发誓团结在以我为首的灌河镇党委周围。一时间,差点把我推到了云彩眼里。凡是当领导的没有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有了这么一个局面,我心中开始有点踏实。
轮到春亭讲话时,他却没有直奔这一主题,而是东扯葫芦西扯瓢地给自己摆了一阵子功。后来同志们告诉我,他来灌河后,开会时经常这样,反复说他复员前在部队时“过五关斩六将”的往事,临了还要感慨地说:“日他妈,要是还在部队里,至少也干到个正团级了!”仿佛回到地方吃了老大不小的亏。这个会上,又唱起这些老调子时,我看到一些同志暗中撇嘴,心想他可能是对没有能够直接升任书记,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说着说着,他也许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话锋一转,表示县委派我来当党委书记,作为镇长,一定要积极配合贺书记工作,书记、镇长要团结得像一个人等等,说了一些还中听的话。
我作了总结。我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也不说什么大话、空话、套话,就说点实在话。今后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是一场缘分,老话说得好:“一百年修行成同场喝酒,三百年修行成同窗学友,五百年修行成能枕一个枕头睡觉。”(这是杜撰的老话)我们在一起共事,那可是千年等一回。我经常揣摩一个道理:在人与人的交往上,好朋友不一定能够成为好伙计,好伙计不一定能够成为好夫妻。说白了,两个人本来是患难至交的朋友,到了一处工作,变得生分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说明搁伙计比处朋友难得多!一男一女在一块儿工作,好到能够结婚生孩子,肯定是最好的伙计。可是,一起过生活,就有可能打打闹闹,永无宁日。组织上把我放到班长这个位置上,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既不说明我工作能力强,也不说明当上了书记马上水平就提高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将一事无成。因此,希望大家像表态的那样,咱们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共同带领全镇人民把灌河的事情办好。
接着,按照我和春亭商量好的意见,对班子成员进行了分工。
乡镇干部分工并不是一件小事,牵扯着每个人的心。因为乡镇干部既清苦,又辛苦,对于山区穷乡镇来说,更为突出。在县城边上的乡镇干部,主要领导有轿车,多数干部有摩托,白天在农村转上一圈后,压黑儿屁股后边冒着烟就进城回家,晚上少不得还有酒场,县里通称为“走读干部”在边远的山区乡镇工作、家居县城的干部就没有了这个方便,有时十天半月都回不了一趟家。在过去连自行车都没有的年代里,一些离家一百多里的同志,半年才能回家一次,徒步走完全程,瘦人脚上打泡,胖子不但脚上打泡,连大腿根子都磨出了血。由于长时间不进家,到了家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得。有一个叫赵全振的教师,在灌河街小学教书,放暑假回到了百里外的家里,经过几天后,孩子才正式确认他是爸爸。然后专门拉着他的手,在村里转来转去炫耀,逢人就说:“这是俺的伯!”那份骄傲和自豪直叫赵老师出眼汗。
现在条件虽然改善了,但是,离县城三四十公里远的路程,想“走读”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干部就说,在山区工作,白天山里转,夜里没事干;不是没毬事儿,就是毬没事儿。更有的同志总结得臊腾腾的,说在山区工作,到了夜里,有“四个没地方”:“手没地方抓,腿没地方压,身没地方爬,毬没地方插。”这些口头文学,足以反映山区乡镇干部的苦与乐。
因此,对班子里的同志分工就有了些讲究。乡镇是个小社会,除了没有军队外,国家有的大块事,乡镇一样都不缺,班子成员要分管机关工作,协管镇直部门,还要包管理区,包村。在分工时,既要按照职务、按照排序、按照需要、按照能力、按照惯例,还要肥瘦搭配,综合平衡。用同志们的通俗解释说,让每个人至少能管着一碗烩面钱。由于这些因素都已经考虑进去了,所以,宣布了分工以后,班子成员基本上皆大欢喜。几个副书记都挂了线,连最没有油水的纪委书记牛振山,我们也让他挂上了乡镇企业办公室,不至于连个车票都没有地方报销。违背惯例的只有赵飞鸿,他由计生办主任提拔成党委委员,按说不用再抓计划生育工作了,计划生育一般都是由一名副书记分管、一名副镇长专抓,但因为飞鸿的业务熟,工作能力棒,向来不怕得罪人,计划生育工作又特别重要,没有能力抓可不行,同时他也不想丢开那个活儿,就让他继续分管计划生育工作。
正是:合群能共事,分工论肥瘦。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章
扳指头点将细查新班底
按肥瘦分工粗用老办法
小山镇比不得县城,天擦黑后,立刻有了明显的感觉。十七十八,当时摸瞎,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白天电压很低的电灯“油”没有了,进屋里就得点燃蜡烛。通信员拿着我的茶杯和笔记本上了三楼小会议室,一溜串茶几上点了十几支蜡烛,射出去的亮光给院子勾出了立体轮廓。我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一起上楼。
飞鸿笑着说:“贺书记,这里可比不得县城,天一黑一准停电,咱们群众给大电起了个名儿,叫‘尿泡电’。”
我问:“咋叫个‘尿泡电’?”
飞鸿告诉我:“这电一直要停到后半夜,等人们刚好起来尿泡时,这电才能来。”想一想,也真是那么回事,老百姓在黑夜里还真能想出点黑色幽默来。
可能是刚过罢年,也可能是我第一次召开扩大党委会,所以,班子成员到得既快又齐。
退二线的有两个老镇长,周礼让和孔祥顺,都是本镇元老级的人物。周礼让面临退休,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孔祥顺是个“戏补丁”哪里有一些纠纷需要排解就临时安排他挡上一阵子。这跟县以上的政府部门不一样。县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称“退了二线再去上班儿,上舞厅不要包间儿,打麻将不知道吃张儿,回家晚不会编弯儿”为“四大傻蛋”可见,退了二线再去上班确实惹人讨嫌。在乡镇就不同,一是在职干部人人都有活干,忙得不可开交,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二是有一些要去捏热铁的烧手事情,叫本地人出面,特别是请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解决,往往事半功倍;三是老一点的同志,恋位不恋窝,越是快退越不愿意退下来。虽然没有实权,但只要给点工作干,不仅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领导器重,很有面子,再张扬一下自己。这种人性深处的满足感、成就感、优越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意义。因此,如果对这些老同志用得得法,确实能够做一些本来不好做的事情。
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领导,一个是镇人大主席孔祥明,曾经当过镇长,到了当上人大主席时,算是不退二线的退二线,加上患有肺气肿,常年请病假,要不是年龄不到,早就应该退下来了。另一个是镇政协联络组组长曹思德,正乡级干部,干的却是可有可无的活儿。
再下来,就是副书记级别的人员。两个专职副书记是左平奇和井春跃。平奇是前几年从县委办公室下来的,从当副镇长开始,一直熬到当上了三把手,成为管组织的副书记;春跃是从邻近的孟坪乡副乡长调到这里任副书记的,大家习惯上称他为宣传书记;还有一个县委统战部下派挂职的副书记,很快就要返回原单位,当然,离开之前仍然要参加扩大党委会议;还有一个纪检书记叫牛振山,过去叫纪检组长,现在升格了,副书记格次,排序也往前边移了几位。
以下就是几个副镇长:郑东方、华秋实、何付德、赵豫、鲁新慧,还有一个年轻的镇长助理李立进。这郑、赵、李是新来的,华、鲁、何是本地人。
鲁新慧是班子中唯一的一个女干部,三十五六岁,人长得不丑不俊,不黑不白,不老不少,算是个“六不女干部”她的男人叫姜保兴,也在镇机关上班,是一般人员,人很好,有文采,但机遇不济,出力不少,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鲁新慧是从村妇女主任熬出来的,据说工作泼辣大胆,才成为不可多得的女中将才。早些年刚分田到户,公社干部仍然只会抓农业时,她作为公社的妇女主任,下到大队去检查麦场防火,一看谁家麦场里没有水缸,背起人家的桑杈就跑。老百姓没有桑杈怎么打麦?没办法只得认罚,然后立即弄水缸并装满水。
华秋实家住灌河却一直在邻近的红庙乡工作,在那里当了十来年乡党委秘书,才熬成了副乡长,后调回灌河任副镇长。到这个份上,上进心几乎没有了,就演变成了一个“酒马虎”据说,他在喝酒方面,有“四个不论”即“不论时间,不论场合,不论和谁,不论啥酒”于是天天喝酒。逢酒必喝,喝酒必醉,一场酩酊,万事皆休。这个人也有一定工作能力,高兴了干活,不高兴喝酒,喝醉了,不是睡觉,就是回家,经常几天不见踪影,叫人又好气又好笑,恨铁不成钢。我的前任曲书记根本用不了他,多次交锋,终因烂泥糊不上墙而作罢,放任自流。可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直挺好,第一个麦天亲自带人到他家帮忙,让他很感动,他就收敛了不少老毛病。这个同志后来真的在处理信访方面的问题上给我出了几次大力,有人就说我能叫鬼都推磨了,此是后话。
何付德是个老实人,部队转业干部,人长得有点像小品演员赵本山,大家戏称他赵镇长,他也不生气,只是嘿嘿笑笑。工作上,他是叫干啥就干啥,坐下来很容易扯呼噜,一座楼都会震动。他女人在老家村里当教师,也不知是感情不好,或是其他原因,反正一年到头从不进家。有一次,一个干瘦的女人找到我,说自己是一个教师,要求领导给教办室下指示,解决她多年悬而未决的职称问题。缠了半天,叫何镇长过来把她喝走了,走了以后人们才告诉我,原来这就是付德嫂子。没有女人照料的人,生活就一定懒散,付德的衣服就经常脏兮兮的,他的狐臭、脚臭也是出了名的,一到夏天,没有人愿意挨着他坐。
余下的是武装部部长郑春发,党委委员赵飞鸿、马国朝、孔祥贝,组织员刘子世。乡镇企业是乡镇的重要工作,办公室主任升格了,当副镇级使用,所以就地不容易提拔的县直干部,通过这个渠道下来变成副科级。马万通主任就是从农经委选拔出来出任这个实职的,人很是精明能干,干得得法时,管人管钱管物,往往比一个副镇长的权力都大,出力也最多。
这样算起来,包括退二线的同志,大大小小二十几个正副乡级干部,就是我的班底。
扩大党委会是乡镇党政班子里一种极其平常的会议形式。有了事情安排,一个扩大党委会就可以解决了。乡镇的事情,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抓一把,一把抓,全靠一把手说了算。我跟过四任县委书记,为官的套路见得多了,对这些操作方式很清楚。当一把手的,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抓两头带中间,就连开会,也要这样做。要么先发言,给人下套子,下命令,或者给会议定调子;要么就最后总结,你举板,我来拍。做决策时让下属感到出其不意,说出去的话才力重千钧,头头是道,无懈可击,既有奇思妙想而又易于操作;既体现民主,又体现集中;既综合民意,又统揽全局;既见微知著,又高屋建瓴;既虚怀若谷,又高人一筹,这就是领导者的本领。否则,没有人能够信服你,又怎么能够死心塌地跟着你干?所以,这个第一次扩大党委会,我有意听一听大家对我这个新任书记是什么态度,最后来个高妙的总结。所以盘算着在开始并不讲什么,而是先听后总结,让大家说足说够。
周礼让发言时最不讲礼让,多年当镇长的经历,练就了开第一炮的本领,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坏习惯。这个人本身就是大炮手,虽然文化水不深,又好掉书袋子,在哪里工作都是雷动风响,说话大腔大调,跟一个人说话也像作报告。在职时,前呼后拥的,退了二线,就没有多少人恭维了,所以,他容易上火,经常闹脾气,好像对谁都有意见,尤其是对我的前任曲广远书记很可能有气。因此,就把对我的拥护提高了八度。
孔祥顺这个人本来就比较玲珑,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接着周礼让的话茬,说得更加贴心:“只要跟着贺书记干,我孔祥顺把这一把老骨头交出去了!”后来,我分析,这些老同志可能面临退休,留点口德。这种一贬一褒,击前鼓后,竟成了会议的主旋律。
在这样的会上,大家听到那么硬性的人竟然说起了逢迎话,自然都会顺水推舟,众口一词,纷纷向我这个新任党委书记发出了致敬电,发誓团结在以我为首的灌河镇党委周围。一时间,差点把我推到了云彩眼里。凡是当领导的没有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有了这么一个局面,我心中开始有点踏实。
轮到春亭讲话时,他却没有直奔这一主题,而是东扯葫芦西扯瓢地给自己摆了一阵子功。后来同志们告诉我,他来灌河后,开会时经常这样,反复说他复员前在部队时“过五关斩六将”的往事,临了还要感慨地说:“日他妈,要是还在部队里,至少也干到个正团级了!”仿佛回到地方吃了老大不小的亏。这个会上,又唱起这些老调子时,我看到一些同志暗中撇嘴,心想他可能是对没有能够直接升任书记,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说着说着,他也许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话锋一转,表示县委派我来当党委书记,作为镇长,一定要积极配合贺书记工作,书记、镇长要团结得像一个人等等,说了一些还中听的话。
我作了总结。我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也不说什么大话、空话、套话,就说点实在话。今后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是一场缘分,老话说得好:“一百年修行成同场喝酒,三百年修行成同窗学友,五百年修行成能枕一个枕头睡觉。”(这是杜撰的老话)我们在一起共事,那可是千年等一回。我经常揣摩一个道理:在人与人的交往上,好朋友不一定能够成为好伙计,好伙计不一定能够成为好夫妻。说白了,两个人本来是患难至交的朋友,到了一处工作,变得生分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说明搁伙计比处朋友难得多!一男一女在一块儿工作,好到能够结婚生孩子,肯定是最好的伙计。可是,一起过生活,就有可能打打闹闹,永无宁日。组织上把我放到班长这个位置上,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既不说明我工作能力强,也不说明当上了书记马上水平就提高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将一事无成。因此,希望大家像表态的那样,咱们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共同带领全镇人民把灌河的事情办好。
接着,按照我和春亭商量好的意见,对班子成员进行了分工。
乡镇干部分工并不是一件小事,牵扯着每个人的心。因为乡镇干部既清苦,又辛苦,对于山区穷乡镇来说,更为突出。在县城边上的乡镇干部,主要领导有轿车,多数干部有摩托,白天在农村转上一圈后,压黑儿屁股后边冒着烟就进城回家,晚上少不得还有酒场,县里通称为“走读干部”在边远的山区乡镇工作、家居县城的干部就没有了这个方便,有时十天半月都回不了一趟家。在过去连自行车都没有的年代里,一些离家一百多里的同志,半年才能回家一次,徒步走完全程,瘦人脚上打泡,胖子不但脚上打泡,连大腿根子都磨出了血。由于长时间不进家,到了家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得。有一个叫赵全振的教师,在灌河街小学教书,放暑假回到了百里外的家里,经过几天后,孩子才正式确认他是爸爸。然后专门拉着他的手,在村里转来转去炫耀,逢人就说:“这是俺的伯!”那份骄傲和自豪直叫赵老师出眼汗。
现在条件虽然改善了,但是,离县城三四十公里远的路程,想“走读”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干部就说,在山区工作,白天山里转,夜里没事干;不是没毬事儿,就是毬没事儿。更有的同志总结得臊腾腾的,说在山区工作,到了夜里,有“四个没地方”:“手没地方抓,腿没地方压,身没地方爬,毬没地方插。”这些口头文学,足以反映山区乡镇干部的苦与乐。
因此,对班子里的同志分工就有了些讲究。乡镇是个小社会,除了没有军队外,国家有的大块事,乡镇一样都不缺,班子成员要分管机关工作,协管镇直部门,还要包管理区,包村。在分工时,既要按照职务、按照排序、按照需要、按照能力、按照惯例,还要肥瘦搭配,综合平衡。用同志们的通俗解释说,让每个人至少能管着一碗烩面钱。由于这些因素都已经考虑进去了,所以,宣布了分工以后,班子成员基本上皆大欢喜。几个副书记都挂了线,连最没有油水的纪委书记牛振山,我们也让他挂上了乡镇企业办公室,不至于连个车票都没有地方报销。违背惯例的只有赵飞鸿,他由计生办主任提拔成党委委员,按说不用再抓计划生育工作了,计划生育一般都是由一名副书记分管、一名副镇长专抓,但因为飞鸿的业务熟,工作能力棒,向来不怕得罪人,计划生育工作又特别重要,没有能力抓可不行,同时他也不想丢开那个活儿,就让他继续分管计划生育工作。
正是:合群能共事,分工论肥瘦。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