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七所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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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七所八站
刘继昆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怎么样,拿着数学专业毕业的文凭,可他却是个画画儿的。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也不怎么样,画出的画儿,还不如县文化馆那些自学成才的人画的好。他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同事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你不要以为这是奉承他,其中的含义,多半是挖苦。
不会微积分,不会画画儿,不见得不会当官。刘继昆在个人进步方面的脑子却比许多人强。他在省里的那所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为了调剂专业,提着烟酒找了系主任,系主任非常卖力地为他办事,让他从此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事办好,送礼不能少。”他从理论上总结出,自己向上爬的运作过程,面对的是一台社会大机器,在这台大机器上,有一些齿轮、轴承,处在非常关键的部位上,必须经常“膏油”才能润滑,快速转动。不然,就会生锈,怎么也玩不转。琢磨透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在送礼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颇有成效。
刘继昆到文化馆刚刚开始工作,没有掂起画笔画一幅画,就立即开始给局领导送礼,不久就换到了一顶股长的帽子,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接着,继续往上送礼,不几年就当上了文化局的副局长,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轴承,就有人开始给他有所表示了,送礼和收礼达到了动态平衡状态。副局长当了两年多一点,他觉得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必须得跳出去。于是,加大了送礼的力度,加高了送礼的层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继昆终于被组织上安排到我们高楼乡当上了副乡长,分管财政所、税务所、村建土地所、民政所等几个要害部门。刘副乡长比抓农业的副乡长名次靠后,却比那个副乡长管的水利站、畜牧站、农机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要实惠一些。当然,又比不上管计生办的副乡级领导。他妈兰秀娟比他爹刘庆玺更能洞察一切,对刘继昆说:“这样好,你要好好做事儿。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你能够管这几个站所,就是有权,有了权,不愁没有人巴结。”
在我们马寨是个小公社的时候,干部们很少,不过只有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和通信员小李那么几个人。现在社会发展了,事业壮大了,社会分工明细了,管理社会的责任就得有好多人承担。乡里的领导一大群,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人大主席、政协联络员有二十多个,党委办、政府办、乡镇企业办等内设机构十来个。
政府下边,还有乡直二三十个部门,说是七所八站,那只是一种集约化了的称呼。也许,在公社改称乡镇阶段,算起来就有七所八站。后来,职能部门越来越多,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个。有的是从原来设立的部门中分出来的,就像细胞分裂;有的是新成立的,就像细胞增殖。如烟叶办公室、林果办公室,就是从农业口分出来的,专门强化它们的工作职能。而保险站、水稻办都是新成立的单位。反正只要工作需要,就会分生出一个部门。这一点,我们看小说的不一定弄得清楚,我们那里的群众比我们清楚,当然,也有把他们搞糊涂的时候。
安排在这些部门的头头,都是在乡里干了一段时间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一个部门,就算是提拔重用。村里退下来的支部书记们,如果没有办法安置,乡里领导就想办法把他们安插在乡直部门,表示对他们多少年来为革命辛勤工作的安慰。
有了神,就得设庙,有了庙,就得有小鬼。于是,七大妗子八大姨就被招聘进来,成了乡里不在编的干部。遇到了机会,可以转正;没有机会时,照样可以领到工资,反正比我们当农民的强得多。县里和乡里已经分灶吃饭了,乡里没有多少税收,连正式干部的工资都不能保证。对这么多的人员,乡财政是拿不出来钱来养活的,这不要紧,反正各自都带了一双爪子,自己挠食儿吃。
我们寨子里的刘八爷的儿子刘庆奎进了司法所,孙二孬的堂兄孙丙会的儿子孙松奇进了交管站。支书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不是我们寨子里的人,会一手好算盘,经刘庆典找乡里的领导说情、送礼,安排进了农经站。这些从农村进到机关工作的人,若没有头脸,是进不去的。在这些站所里,这一批人算不得凤毛麟角,然而更多的人员,是家住本地的乡领导们的家属和子女。只有计生办的那几个如狼似虎的工作人员,雇用的是街上的痞烂杆子。
所站的工作人员到村里来,主要是收费。报纸杂志是上边派给的,这钱你出不出?出。青苗保险是按土地面积均摊的,你出不出?出。畜禽防疫费是摊到一家一户的,你出不出?出。收了钱,还要管吃喝,吃饱了,喝晕了,工作人员满载而归。
支书刘庆典天天陪着一拨儿一拨儿的人吃喝,吃的大鱼大肉不好消化,喝的不上档次的酒容易伤身子,天天如此,陪得老胃病经常发作,搞得不胜其烦。后来人越来越多,刘庆典渐渐地学能了,给村干部们交代,按人下菜碟儿。各级领导来了分层次设立招待标准。对有一些人,他们在乡里没有地位,只给他们捞面条吃,炒鸡蛋做菜,就是不给他们酒喝。谁知这些没有地位的人,却很要面子,很有能量,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回到乡机关里,编派出许多不利于刘庆典的怪话,糟蹋刘庆典说,这个jī巴刘庆典,说起来还是老支部书记,不好好配合工作,一点政治觉悟、工作热情都没有。这话经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传到了刘庆典的耳朵里,刘庆典想,老子当支部书记时,你们这些娃娃儿,还穿着开裆裤子,牛x个啥?从此更加不尿他们那一套,得罪了不少乡机关工作人员,种下了他下台的祸根儿。
苏凤仙在乡农经站是管钱的,脸蛋长得不错,工作岗位又好,与乡领导走得自然近一些。乡里的那一任书记对她特别好,经常要她到书记屋里搞情况汇报。和书记单独相处时,书记的两只眼睛常常不安分地在她浑身上下摸索。苏凤仙开始时有点不好意思,出书记办公室的门时,脸很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后来就习惯了,胆大了,敢和书记的眼对着看了,脸也不红了。
有一天中午,书记陪客回来,喝了一点酒,脸比苏凤仙刚开始见他时,要红得多,趁着酒意,要通信员把苏凤仙叫过来说事儿。
苏凤仙吃过午饭,正要睡午觉,一听书记叫她,赶紧往脸上抹了一层香喷喷的雪花膏,把有点蓬松的头发拾掇了一下,穿着碎花裙子,颠着酥胸,扭着俏丽的屁股,一溜儿小跑来到领导们办公的地方。
小通信员很知趣,叫了苏凤仙以后,根本没有回机关,找地方玩去了。苏凤仙看看周围没有人,心里咚咚地跳着,进了书记的办公室,顺手把书记的门掩了,只留下一条小缝儿。书记到门口的洗脸处,对着镜子擦了一把脸,把那条湿毛巾搭在门后的铁丝绳上时,这门就轻轻地合上了。书记没有回到自己的老板椅子上去,一屁股坐在苏凤仙的身旁,苏凤仙害羞地向里边挪挪,书记也靠近挪挪,胳膊一抬,顺势搭在了苏凤仙胖乎乎的肩上。苏凤仙一愣,身子立刻瘫软了,头一偏,就拱到了书记怀里。这一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都在喘着粗气。
刘庆奎进的司法所,主要是管民事调解。哪个村里的人打架了,两口子生气了,回汉两族发生纠纷了,有人欠别人的债不还了,只要让他们插手,他们都可以从双方那里收取一定费用。所长给他们每个人下达的都有任务,大家为了完成任务,积极地找米下锅,在开展民事调解的同时,想尽办法敛钱。到了年终工作总结时,司法所向上汇报的民事调解次数,当然是临时凑出来的,并不准确,但并非凭空捏造,他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确实办了不少案件。这里边的某个案件,含金量并不小。所以,刘庆奎在司法所干得有滋有味的,配发有服装,没有多久,俨然是一个懂得法律的小干部。
孙松奇所在的交管站,主要是管理全乡的各种拖拉机,只要是会“嘭嘭”响的,都在他们管理之列,收费自然是少不了的。这些开小手扶拖拉机的,都不好缠,收上几块钱,就要吵上一架。咋,你在后边带一个架子车,拉了一群妇女们给生孩子的亲戚送米面,这是不允许的,不罚你几个钱怎么行?当然,如果有内部人暗暗地说,这是我的亲戚,孙松奇他们就可以一笑放过,还嘱咐一句,开车要当心,拉一车人,翻到沟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开小手扶拖拉机的农民,赶紧敬一支烟,赔着笑脸儿,松松地放过了。后来,车辆越来越多,交管站的业务更加繁忙,有时站长夜里也叫他们出动,专逮那些张着篷子拉人拉货的小三轮。
乡里的工作,阶段性很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了,乡领导就把各个部门集中起来使用,成立各个小分队,分片包村。人手实在不够时,还要拉一批中小学校长、教师上阵。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抓透,抓到千家万户。比如种烟叶,老百姓很掉蛋,都不愿意种,就得加大工作力度,一季子下来,经过奋战,为乡财政组织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是,工作抓出了很大毛病,让一部分上访户抓住了把柄。
第52节七所八站
刘继昆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怎么样,拿着数学专业毕业的文凭,可他却是个画画儿的。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也不怎么样,画出的画儿,还不如县文化馆那些自学成才的人画的好。他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同事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你不要以为这是奉承他,其中的含义,多半是挖苦。
不会微积分,不会画画儿,不见得不会当官。刘继昆在个人进步方面的脑子却比许多人强。他在省里的那所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为了调剂专业,提着烟酒找了系主任,系主任非常卖力地为他办事,让他从此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事办好,送礼不能少。”他从理论上总结出,自己向上爬的运作过程,面对的是一台社会大机器,在这台大机器上,有一些齿轮、轴承,处在非常关键的部位上,必须经常“膏油”才能润滑,快速转动。不然,就会生锈,怎么也玩不转。琢磨透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在送礼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颇有成效。
刘继昆到文化馆刚刚开始工作,没有掂起画笔画一幅画,就立即开始给局领导送礼,不久就换到了一顶股长的帽子,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接着,继续往上送礼,不几年就当上了文化局的副局长,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轴承,就有人开始给他有所表示了,送礼和收礼达到了动态平衡状态。副局长当了两年多一点,他觉得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必须得跳出去。于是,加大了送礼的力度,加高了送礼的层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继昆终于被组织上安排到我们高楼乡当上了副乡长,分管财政所、税务所、村建土地所、民政所等几个要害部门。刘副乡长比抓农业的副乡长名次靠后,却比那个副乡长管的水利站、畜牧站、农机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要实惠一些。当然,又比不上管计生办的副乡级领导。他妈兰秀娟比他爹刘庆玺更能洞察一切,对刘继昆说:“这样好,你要好好做事儿。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你能够管这几个站所,就是有权,有了权,不愁没有人巴结。”
在我们马寨是个小公社的时候,干部们很少,不过只有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和通信员小李那么几个人。现在社会发展了,事业壮大了,社会分工明细了,管理社会的责任就得有好多人承担。乡里的领导一大群,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人大主席、政协联络员有二十多个,党委办、政府办、乡镇企业办等内设机构十来个。
政府下边,还有乡直二三十个部门,说是七所八站,那只是一种集约化了的称呼。也许,在公社改称乡镇阶段,算起来就有七所八站。后来,职能部门越来越多,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个。有的是从原来设立的部门中分出来的,就像细胞分裂;有的是新成立的,就像细胞增殖。如烟叶办公室、林果办公室,就是从农业口分出来的,专门强化它们的工作职能。而保险站、水稻办都是新成立的单位。反正只要工作需要,就会分生出一个部门。这一点,我们看小说的不一定弄得清楚,我们那里的群众比我们清楚,当然,也有把他们搞糊涂的时候。
安排在这些部门的头头,都是在乡里干了一段时间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一个部门,就算是提拔重用。村里退下来的支部书记们,如果没有办法安置,乡里领导就想办法把他们安插在乡直部门,表示对他们多少年来为革命辛勤工作的安慰。
有了神,就得设庙,有了庙,就得有小鬼。于是,七大妗子八大姨就被招聘进来,成了乡里不在编的干部。遇到了机会,可以转正;没有机会时,照样可以领到工资,反正比我们当农民的强得多。县里和乡里已经分灶吃饭了,乡里没有多少税收,连正式干部的工资都不能保证。对这么多的人员,乡财政是拿不出来钱来养活的,这不要紧,反正各自都带了一双爪子,自己挠食儿吃。
我们寨子里的刘八爷的儿子刘庆奎进了司法所,孙二孬的堂兄孙丙会的儿子孙松奇进了交管站。支书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不是我们寨子里的人,会一手好算盘,经刘庆典找乡里的领导说情、送礼,安排进了农经站。这些从农村进到机关工作的人,若没有头脸,是进不去的。在这些站所里,这一批人算不得凤毛麟角,然而更多的人员,是家住本地的乡领导们的家属和子女。只有计生办的那几个如狼似虎的工作人员,雇用的是街上的痞烂杆子。
所站的工作人员到村里来,主要是收费。报纸杂志是上边派给的,这钱你出不出?出。青苗保险是按土地面积均摊的,你出不出?出。畜禽防疫费是摊到一家一户的,你出不出?出。收了钱,还要管吃喝,吃饱了,喝晕了,工作人员满载而归。
支书刘庆典天天陪着一拨儿一拨儿的人吃喝,吃的大鱼大肉不好消化,喝的不上档次的酒容易伤身子,天天如此,陪得老胃病经常发作,搞得不胜其烦。后来人越来越多,刘庆典渐渐地学能了,给村干部们交代,按人下菜碟儿。各级领导来了分层次设立招待标准。对有一些人,他们在乡里没有地位,只给他们捞面条吃,炒鸡蛋做菜,就是不给他们酒喝。谁知这些没有地位的人,却很要面子,很有能量,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回到乡机关里,编派出许多不利于刘庆典的怪话,糟蹋刘庆典说,这个jī巴刘庆典,说起来还是老支部书记,不好好配合工作,一点政治觉悟、工作热情都没有。这话经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传到了刘庆典的耳朵里,刘庆典想,老子当支部书记时,你们这些娃娃儿,还穿着开裆裤子,牛x个啥?从此更加不尿他们那一套,得罪了不少乡机关工作人员,种下了他下台的祸根儿。
苏凤仙在乡农经站是管钱的,脸蛋长得不错,工作岗位又好,与乡领导走得自然近一些。乡里的那一任书记对她特别好,经常要她到书记屋里搞情况汇报。和书记单独相处时,书记的两只眼睛常常不安分地在她浑身上下摸索。苏凤仙开始时有点不好意思,出书记办公室的门时,脸很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后来就习惯了,胆大了,敢和书记的眼对着看了,脸也不红了。
有一天中午,书记陪客回来,喝了一点酒,脸比苏凤仙刚开始见他时,要红得多,趁着酒意,要通信员把苏凤仙叫过来说事儿。
苏凤仙吃过午饭,正要睡午觉,一听书记叫她,赶紧往脸上抹了一层香喷喷的雪花膏,把有点蓬松的头发拾掇了一下,穿着碎花裙子,颠着酥胸,扭着俏丽的屁股,一溜儿小跑来到领导们办公的地方。
小通信员很知趣,叫了苏凤仙以后,根本没有回机关,找地方玩去了。苏凤仙看看周围没有人,心里咚咚地跳着,进了书记的办公室,顺手把书记的门掩了,只留下一条小缝儿。书记到门口的洗脸处,对着镜子擦了一把脸,把那条湿毛巾搭在门后的铁丝绳上时,这门就轻轻地合上了。书记没有回到自己的老板椅子上去,一屁股坐在苏凤仙的身旁,苏凤仙害羞地向里边挪挪,书记也靠近挪挪,胳膊一抬,顺势搭在了苏凤仙胖乎乎的肩上。苏凤仙一愣,身子立刻瘫软了,头一偏,就拱到了书记怀里。这一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都在喘着粗气。
刘庆奎进的司法所,主要是管民事调解。哪个村里的人打架了,两口子生气了,回汉两族发生纠纷了,有人欠别人的债不还了,只要让他们插手,他们都可以从双方那里收取一定费用。所长给他们每个人下达的都有任务,大家为了完成任务,积极地找米下锅,在开展民事调解的同时,想尽办法敛钱。到了年终工作总结时,司法所向上汇报的民事调解次数,当然是临时凑出来的,并不准确,但并非凭空捏造,他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确实办了不少案件。这里边的某个案件,含金量并不小。所以,刘庆奎在司法所干得有滋有味的,配发有服装,没有多久,俨然是一个懂得法律的小干部。
孙松奇所在的交管站,主要是管理全乡的各种拖拉机,只要是会“嘭嘭”响的,都在他们管理之列,收费自然是少不了的。这些开小手扶拖拉机的,都不好缠,收上几块钱,就要吵上一架。咋,你在后边带一个架子车,拉了一群妇女们给生孩子的亲戚送米面,这是不允许的,不罚你几个钱怎么行?当然,如果有内部人暗暗地说,这是我的亲戚,孙松奇他们就可以一笑放过,还嘱咐一句,开车要当心,拉一车人,翻到沟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开小手扶拖拉机的农民,赶紧敬一支烟,赔着笑脸儿,松松地放过了。后来,车辆越来越多,交管站的业务更加繁忙,有时站长夜里也叫他们出动,专逮那些张着篷子拉人拉货的小三轮。
乡里的工作,阶段性很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了,乡领导就把各个部门集中起来使用,成立各个小分队,分片包村。人手实在不够时,还要拉一批中小学校长、教师上阵。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抓透,抓到千家万户。比如种烟叶,老百姓很掉蛋,都不愿意种,就得加大工作力度,一季子下来,经过奋战,为乡财政组织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是,工作抓出了很大毛病,让一部分上访户抓住了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