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颠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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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人把西厢记和红楼梦评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赵景深：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金圣叹更说它是天造地设的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第六才子书？读西厢记法）；明初的贾仲明提出“西厢记天下夺魁”一部西厢记，竟能得到人们这样的赞叹，我想其中的关键在于主人公对于传统价值和道德的颠覆及叛逆。这种颠覆和叛逆，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历史发展使然，也是人性发展的结晶。
特殊的社会氛围形成独特的气质与心态，艺术家把自己全部的感情——痛苦、压抑、悲哀、激愤和希冀都汇入和消融在艺术的想象和幻觉中。王实甫的真实意图是明显的，他肯定男女的情欲和爱情，他的表达是隐晦的，放在距元代几百年的唐代，有点以古喻今的味道。在爱情和追求的背面，作品所展示的寓意已经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有限性。作者在他的叙述中完成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转换诉求，使作品充满活力地将历史和现实贯穿并加以表现，流传至今。无论在共时层面上还是在历时层面上，作品都显示了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就是无距离。历史与现实就相当于镜子的里外之间，当历史在现实中重演，或者，把现实放回到历史中加以折射，谁又能因为时空的差别把它们明辨得黑是黑白是白呢？现实视角与历史视角常常可以在某个共同的母题中叠合在一起，或找到自己的一种类似于梦诠释，相得益彰。
从元稹的莺莺传开始，到董西厢、王西厢，崔莺莺在性格上基本是不变的，都是叛逆的，唯一改变的是她的命运。关键就在张生。张生从一个负心、虚伪的文人一变而成为痴情的“志诚种”这种转变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更有读者的接受趋向和作者的取舍。抛开陷入相思中的癫狂，作者赋予张生几近完美的男性气质：才华横溢、俊美多情、风流倜傥、柔情豪气兼备。他的出场，就是如此：第一本第一折，张生自我介绍后，表达自己大志未遂的惆怅：“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接着唱一曲[油葫芦]，抒发了他何其雄伟的气魄和抱负：“九曲风涛何处显，只除是此地偏。”张生的怀才不遇和自我欣赏，实际上充满了孤芳自赏的意味。而这种自赏、自信乃至轻狂，却显得“傻”而不那么世故，甚至可爱。这也是张生得到崔莺莺爱慕的缘由，为他抛弃一切，无所顾及也是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的，甚至于符合了多数古代女性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形象。李渔说：“整个西厢只为张君瑞一人。”
在那个社会，男性在政治上、社会上、家庭中，都是绝对的统治者。男性有各方面的自由，在婚姻问题上、爱情问题上。性生活上都是如此。张生遇到的阻力较小，不过这种阻力来自老夫人，她是根本不准莺莺和其他任何男性有任何接触的。莺莺对张生既然“临去秋波那一转”从她的身份、处境来说，已经尽可能地作出了暗示：她对张生颇有好感。以后产生的一些波折，则是因为张生太性急太鲁莽；因为张生对明月三五夜这首诗的破解不够标准，因此出现过尴尬的局面使张生一度处境非常狼狈。如此而已。而莺莺这方面，情况要复杂得多。她早已经被父母许配给了表哥郑恒，已经没有资格再考虑其他男性了。而在老夫人那里，她知道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她在初见张生时“临去秋波那一转”已经够勇敢了。虽然和张生是偶然邂逅，产生爱情也是必然的。西厢记没有写她当时内心的思想斗争，仅仅写了她对老夫人管束太严的不满。后来经过白马将军解围前后，她事先希望张生能退掉贼兵，那么可以名正言顺与张生缔结良缘，因为这是老夫人事先的许诺。当老夫人的设宴答谢张生救命之思时，居然自食其言，命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莺莺忍不住对老夫人咒起了诅。从此之后，她就采取了背对背的斗争策略，决定造成既成事实，让老夫人去应付。
崔张二人，从一见钟情到私定终身，爱情似乎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理由。而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着意于颠覆不合理的、与人性相悖的各种观念和道德，以及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的约束，去寻求自我等等诸多作为人本身的价值的实现。男女主人公寻求个性解放、超越各种精神束缚的意义比爱情本身更为有力，也更为重要。更为主要的是，作品还显现了主人公在面对上述实现人生价值时自我意志的较量，从而使得这个故事在艺术家手里获得了终极意义。在他笔下浓缩的爱情经验，为社会提供了最典型、最有力的批判和最不动声色的瓦解。因而这出戏剧不是浅层次地展现人与命运的游戏，而是人不甘于命运的摆弄，不甘于社会黑暗现实的左右，通过颠覆式的抗争找到希望与理想之路。这是人类欲望与意志搏斗的一个绝好例证。他肯定人欲本身就是对儒学、礼教的一种对抗。这一点，除了爱情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第一本第四折中，普救寺里众人为老相国做法事。作者这样描述众和尚见到美貌的莺莺时不能自持的生动场面：[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这个极富喜剧性的生动场面实在令人发笑，然而笑的背后是苦涩的。那一刻是人性真实瞬间的再现，它显示了封建儒学和宗教制约下“人”的荒谬与可笑的痛苦，以及人的“自然性”本真体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新时期以后出现的一个当代小说家汪曾祺。他对人性的关注集中体现在那篇被受关注的受戒中，小说有极其类似的描写。
张生被爱情所折磨的痛苦、为情欲所受的煎熬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崔莺莺如果不是为着情欲的痛苦和爱情的理想，也不会抛开一切精神上乃至人性上的束缚，勇敢地自荐枕席，去追求自己吉凶难料的未来。年轻的男女主人公开始对于挑战封建礼教、追求个性的自由并没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说他们本不想背离现有的生存模式，他们是在自我情欲的主宰下才去追求爱情，并且是在不自觉的追求中一不小心成了封建价值观念的离经叛道者。王实甫终于揭掉了人性的面纱，使他们的灵魂和情欲，不再有任何遮掩。他让人们思考，人如何面对自我，是服从于外在的社会性的约束，还是服从于自我意志；是听凭命运的安排，还是与之较量，从而使作品在爱情之外，在挑战门第和封建礼教之外，获得了多元的意义。
王实甫的叙述是理性的，旁观者式的。同时，作者对这种叙述做了时空的限定：作品产生于元代，展现的却是唐代的故事。我以为作者不仅仅是为了忠实于原著，而是有其复杂的人文背景和精神导向。这种限定的好处在于，它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堡垒，在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背后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对他们的追求做一个理性的洞察与判断；同时作者可以更加隐蔽地传达自己的人文思想，呼唤个人的自由和情欲的解放。元代历时几百年，对士人、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场没有明天的噩梦。元代士人的心灵负荷比它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来得沉重。他们所体验到的，不是一般的仕途坎坷和宦海沉浮所带来的痛苦，而是生存的困扰、个性尊严的失落和生命价值的被嘲弄。
在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人把西厢记和红楼梦评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赵景深：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金圣叹更说它是天造地设的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第六才子书？读西厢记法）；明初的贾仲明提出“西厢记天下夺魁”一部西厢记，竟能得到人们这样的赞叹，我想其中的关键在于主人公对于传统价值和道德的颠覆及叛逆。这种颠覆和叛逆，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历史发展使然，也是人性发展的结晶。
特殊的社会氛围形成独特的气质与心态，艺术家把自己全部的感情——痛苦、压抑、悲哀、激愤和希冀都汇入和消融在艺术的想象和幻觉中。王实甫的真实意图是明显的，他肯定男女的情欲和爱情，他的表达是隐晦的，放在距元代几百年的唐代，有点以古喻今的味道。在爱情和追求的背面，作品所展示的寓意已经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有限性。作者在他的叙述中完成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转换诉求，使作品充满活力地将历史和现实贯穿并加以表现，流传至今。无论在共时层面上还是在历时层面上，作品都显示了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就是无距离。历史与现实就相当于镜子的里外之间，当历史在现实中重演，或者，把现实放回到历史中加以折射，谁又能因为时空的差别把它们明辨得黑是黑白是白呢？现实视角与历史视角常常可以在某个共同的母题中叠合在一起，或找到自己的一种类似于梦诠释，相得益彰。
从元稹的莺莺传开始，到董西厢、王西厢，崔莺莺在性格上基本是不变的，都是叛逆的，唯一改变的是她的命运。关键就在张生。张生从一个负心、虚伪的文人一变而成为痴情的“志诚种”这种转变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更有读者的接受趋向和作者的取舍。抛开陷入相思中的癫狂，作者赋予张生几近完美的男性气质：才华横溢、俊美多情、风流倜傥、柔情豪气兼备。他的出场，就是如此：第一本第一折，张生自我介绍后，表达自己大志未遂的惆怅：“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接着唱一曲[油葫芦]，抒发了他何其雄伟的气魄和抱负：“九曲风涛何处显，只除是此地偏。”张生的怀才不遇和自我欣赏，实际上充满了孤芳自赏的意味。而这种自赏、自信乃至轻狂，却显得“傻”而不那么世故，甚至可爱。这也是张生得到崔莺莺爱慕的缘由，为他抛弃一切，无所顾及也是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的，甚至于符合了多数古代女性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形象。李渔说：“整个西厢只为张君瑞一人。”
在那个社会，男性在政治上、社会上、家庭中，都是绝对的统治者。男性有各方面的自由，在婚姻问题上、爱情问题上。性生活上都是如此。张生遇到的阻力较小，不过这种阻力来自老夫人，她是根本不准莺莺和其他任何男性有任何接触的。莺莺对张生既然“临去秋波那一转”从她的身份、处境来说，已经尽可能地作出了暗示：她对张生颇有好感。以后产生的一些波折，则是因为张生太性急太鲁莽；因为张生对明月三五夜这首诗的破解不够标准，因此出现过尴尬的局面使张生一度处境非常狼狈。如此而已。而莺莺这方面，情况要复杂得多。她早已经被父母许配给了表哥郑恒，已经没有资格再考虑其他男性了。而在老夫人那里，她知道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她在初见张生时“临去秋波那一转”已经够勇敢了。虽然和张生是偶然邂逅，产生爱情也是必然的。西厢记没有写她当时内心的思想斗争，仅仅写了她对老夫人管束太严的不满。后来经过白马将军解围前后，她事先希望张生能退掉贼兵，那么可以名正言顺与张生缔结良缘，因为这是老夫人事先的许诺。当老夫人的设宴答谢张生救命之思时，居然自食其言，命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莺莺忍不住对老夫人咒起了诅。从此之后，她就采取了背对背的斗争策略，决定造成既成事实，让老夫人去应付。
崔张二人，从一见钟情到私定终身，爱情似乎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理由。而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着意于颠覆不合理的、与人性相悖的各种观念和道德，以及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的约束，去寻求自我等等诸多作为人本身的价值的实现。男女主人公寻求个性解放、超越各种精神束缚的意义比爱情本身更为有力，也更为重要。更为主要的是，作品还显现了主人公在面对上述实现人生价值时自我意志的较量，从而使得这个故事在艺术家手里获得了终极意义。在他笔下浓缩的爱情经验，为社会提供了最典型、最有力的批判和最不动声色的瓦解。因而这出戏剧不是浅层次地展现人与命运的游戏，而是人不甘于命运的摆弄，不甘于社会黑暗现实的左右，通过颠覆式的抗争找到希望与理想之路。这是人类欲望与意志搏斗的一个绝好例证。他肯定人欲本身就是对儒学、礼教的一种对抗。这一点，除了爱情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第一本第四折中，普救寺里众人为老相国做法事。作者这样描述众和尚见到美貌的莺莺时不能自持的生动场面：[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这个极富喜剧性的生动场面实在令人发笑，然而笑的背后是苦涩的。那一刻是人性真实瞬间的再现，它显示了封建儒学和宗教制约下“人”的荒谬与可笑的痛苦，以及人的“自然性”本真体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新时期以后出现的一个当代小说家汪曾祺。他对人性的关注集中体现在那篇被受关注的受戒中，小说有极其类似的描写。
张生被爱情所折磨的痛苦、为情欲所受的煎熬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崔莺莺如果不是为着情欲的痛苦和爱情的理想，也不会抛开一切精神上乃至人性上的束缚，勇敢地自荐枕席，去追求自己吉凶难料的未来。年轻的男女主人公开始对于挑战封建礼教、追求个性的自由并没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说他们本不想背离现有的生存模式，他们是在自我情欲的主宰下才去追求爱情，并且是在不自觉的追求中一不小心成了封建价值观念的离经叛道者。王实甫终于揭掉了人性的面纱，使他们的灵魂和情欲，不再有任何遮掩。他让人们思考，人如何面对自我，是服从于外在的社会性的约束，还是服从于自我意志；是听凭命运的安排，还是与之较量，从而使作品在爱情之外，在挑战门第和封建礼教之外，获得了多元的意义。
王实甫的叙述是理性的，旁观者式的。同时，作者对这种叙述做了时空的限定：作品产生于元代，展现的却是唐代的故事。我以为作者不仅仅是为了忠实于原著，而是有其复杂的人文背景和精神导向。这种限定的好处在于，它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堡垒，在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背后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对他们的追求做一个理性的洞察与判断；同时作者可以更加隐蔽地传达自己的人文思想，呼唤个人的自由和情欲的解放。元代历时几百年，对士人、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场没有明天的噩梦。元代士人的心灵负荷比它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来得沉重。他们所体验到的，不是一般的仕途坎坷和宦海沉浮所带来的痛苦，而是生存的困扰、个性尊严的失落和生命价值的被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