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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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夭,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拚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语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血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炸弹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呻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呻吟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颤。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呻吟,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发生了什么大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
“什么事?”他想道,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啰!日本投降啰!”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啰!”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象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啰!胜利啰!”
他用颤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
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夭,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拚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语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血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炸弹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呻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呻吟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颤。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呻吟,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发生了什么大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
“什么事?”他想道,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啰!日本投降啰!”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啰!”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象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啰!胜利啰!”
他用颤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