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阿劳卡尼亚的冷雨中“起锚”“从死亡中萌发的一棵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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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双亲是从我的出生地帕拉尔来的。那里——智利中部——到处是葡萄园，盛产葡萄酒。还没等我记事，还没等我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她，我母亲堂娜罗莎·巴索阿尔托就亡故了。我生于1904年7月12日，在一个月之后的8月，我母亲就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回首话沧桑——聂鲁达回忆录》
巴勃罗·聂鲁达走进帕拉尔一所破败的老屋，“寻访”母亲。他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出世的，而她，也是在这儿去世的。一位母亲生前熟识的老邻居匆匆赶来，她不知该怎样接待这位世界闻名的人物。对自己母亲一无所知的诗人渴望了解一切。老邻居递上一张颜色发黄的旧照片，“喏，这就是她：罗莎·内夫塔利·巴索阿尔托。她只留下这么一张照片。”诗人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其中有一部分就来自母亲的名字。
诗人接过这张陈年旧照，这还是他头一次看到母亲的面容。他久久地端详着，似乎要把这个形象深深地刻在脑海里。这差不多是一张全身照，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一只大手搭在窄窄的椅子背上。她穿一套深色衣裙，胸前别着一枝银领花，耳朵上坠着像樱桃那么大的暗色圆耳环。她的鼻子很高，弯弓似的浓眉下是一双不很大的眼睛。那紧闭的双唇，直视前方的目光，表现出对生活的依恋。这是她在去世前不久照的。她是一位乡村教师，生前在帕拉尔女子学校教书。1903年她结婚时已经38岁，1904年9月14日对于聂鲁达母亲去世的准确时间，有不同说法。，生下聂鲁达后仅两个月零两天，就因肺结核病去世。
聂鲁达生母
站在窄小的院子里，诗人久久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母亲当年就是在这儿忙进忙出，她在这儿看过天是不是要下雨，在这儿浇过花，也许就在这儿看过书。“是的，罗莎·内夫塔利看书，而且喜欢诗！”这位老邻居强调说，她成了诗人“拜访”母亲的向导。聂鲁达仔细地询问着母亲有什么爱好，有什么习惯，她常爱说什么话，用什么词，还有谁能告诉他更多有关母亲的情况，等等。他希望得到这张照片。老邻居爽快地答应了，那是当然！除了他还有谁更有权保存这张照片？！聂鲁达深情地注视着已经荒废的宅院，和母亲有关的一切都在这儿了。他能了解到的情况很少，但知道她和书有缘，甚至喜欢诗，这使诗人感到欣慰。后来又听说，她写过诗，可惜没有留下片纸只字。
虽然在诗人记忆中找不到母亲的踪影，但在诗人的作品中却留下了他对早逝母亲的亲切絮语，他一直怀念着她。1980年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诗人少年时代的诗作、文章很多都收入其中。这里至少有两首诗是献给他的母亲的。这部诗文集的名字《看不见的河流》就是来自他赠母亲的诗。其中一首是《月亮》：
在我降生的时候，我母亲去世，
带着那痛苦的神圣的灵魂。
她的身躯洁白明净，
肌肉下有一个星星似的发光体。
她死去，而我已出世。因此
我血管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伴随着一支无敌的晨歌，
让我微笑又使我惊愕。
她病魔缠身，生就
一副嶙峋瘦骨，
临终时她惨白的双手，
使我想起那皎洁的月色……
因此——兄弟啊——在透明的玻璃窗外，
田野是这样的凄凉……
我生命中的这轮苍白的月亮
照耀我成为从死亡中萌发的一棵新芽……
这是诗人16岁时为悼念母亲而写的一首诗。另一首是《为使我母亲安息的谦恭诗行》：
我的母亲，我来晚了，为了能亲吻你，
为了你纯洁的双手能为我祝福；
你可爱的步履已经消逝，
它已回归大地。
在这个世界上你的需求是这么少，我的母亲。
也许这束水灵的紫罗兰
在你温柔的手中也是多余，
它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诗人这少年时代的诗虽写得稚拙，但却充满真情。他不知和母亲说过多少悄悄话，这些只是用笔记录下的几句知心话。
母亲去世后，还在襁褓之中的内夫塔利被送到爷爷家。奶奶为他在村子里找了一个正奶孩子的女人，她的奶水很多，足以喂饱自己的孩子再加上这个没有母亲的婴儿。这孩子长得不错，但总显得不太壮实。爷爷有一个不大的庄园，土地不多，名为“贝伦”，意为耶稣降生模型。他有几个儿子，也多以圣经中的人物名字命名，他们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阿瓦迪亚斯、霍埃尔……爷爷经常耐心地、亲切地给孩子讲这些圣经中人物的故事。孩子喜欢听爷爷以讲经布道的音调抑扬顿挫地念圣经故事，尽管他什么也听不懂。他睁着大眼好奇地问：“那么，爷爷，为什么霍埃尔叔叔叫霍埃尔？”这位爷爷像圣经里的人物一样长寿，活到了1939年，比他的儿子何塞·德尔·卡门还晚一年去世。
何塞·德尔·卡门年纪轻轻就离开父亲不足以养活众多子女的那一小块土地，加入了智利四处找活干的劳动大军。他曾翻山越岭远去阿根廷寻找希望，但却只能两手空空地返回智利。当时很多人向盛产硝石的北方迁移，那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之乡”。那儿的硝石被招工头们吹得不亚于远古时代科尔喀斯那神奇的金羊毛科尔喀斯金羊毛，见希腊神话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但是，这个在智利中部绿色葡萄园中长大的男子汉，对北方无边无际的白色沙漠不感兴趣。他的目光注视着完全相反的南方，那被称为智利“西部”的阿劳卡尼亚。在那个时代，移动100公里就算得上是长途旅行了。而何塞·德尔·卡门却勇气十足地一下子就向南迁到了塔尔卡瓦诺港，从小自耕农直接变成了船坞工人。不久，他又迁到更南部被称为智利边界地区的特木科，当了铁路工人。
他搭乘马车到了特木科——开拓者刚建立的小市镇，在铁路上开道碴车。他把内夫塔利也从老家帕拉尔接到了这个边界小镇。他们只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其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两岁的孩子，穿一件长到膝盖的白色带袖罩衫，一条黑裤子，左手扶在一张宽背椅座上，一双眼睛大睁着望着前方。他看到了什么？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内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6年10月13日。”就这样，小内夫塔利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帕拉尔。那年，他大约是6岁。
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当他重返出生地，寻找母亲留下的踪迹时，已是一位头顶微秃的著名诗人。他没有惊动别人，留宿在一位叔叔家中，受到充满家庭温馨的热情款待。几年后，1967年，诗人又回到帕拉尔，受到全城人民的热烈欢迎。帕拉尔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全城一片欢腾。头一天，是声势浩大的游行。行进在队伍中的有工人、农民、教师、律师、学生、儿童，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乡下人，穿红色制服戴金属头盔的消防队员……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第二天，帕拉尔市剧院座无虚席。人们从田野、村镇、工厂、学校会聚在这里，参加授予巴勃罗·聂鲁达“帕拉尔杰出儿子”光荣称号的隆重仪式。晚上，是带有醇厚乡土色彩的晚会。烤肉的篝火噼啪作响，构成了欢快的奎卡舞的背景。著名演员马丽亚·马卢恩达朗诵了帕拉尔人的诗《献给帕拉尔的聂鲁达》。这不是即兴之作，它已经和介绍诗人生平的许多文章一起登载在当地的各种报纸上。
诗人热爱欢乐，而且总是希望和朋友们共享欢乐。每次庆祝活动，他都要邀请各地甚至国外的朋友参加——这是朋友们欢聚一堂的好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参加庆祝活动的除了诗人的乡亲们——全体帕拉尔人，还有来自智利各地甚至外国的客人们。其中有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弗朗西斯科·科洛阿内，委内瑞拉议员、加拉加斯《国民报》主编、小说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甚至还有来自遥远的苏联、罗马尼亚等国的贵宾。他们被敬为上宾，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衔、职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帕拉尔杰出儿子”巴勃罗·聂鲁达的朋友。在这儿，亲情、友谊是最权威的通行证。
在欢声、笑语、祝酒声中，诗人听到一个胆怯的声音。一位中学教师请求尊贵的客人们为学校的孩子们写几句祝词。聂鲁达拿出他的绿墨水钢笔写起来：“帕拉尔，1967年11月25日，给中学的孩子们。早上好！！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是问候早上好！！这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和他人在生活中交流希望的语言。而后者要更有意义得多，它意味着一切。我们作为个人活着，同时也为理解他人而活着，他们比我们更为重要！！早上好！！”诗人把引导少年聂鲁达走上生活之路的箴言书赠给新的一代。
面对熊熊的篝火，在奎卡舞节奏鲜明的乐声中，诗人谈起帕拉尔：他记得的东西很少，离开这里时他还很小很小……他长年生活在别处的土地上。但是，他强调说，他母亲的坟墓在这儿，而且，雷耶斯家族正在这儿继续繁衍。帕拉尔人以真挚的乡里亲情，接纳了他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是的，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但他的根是在这里：帕拉尔。
“从那块疆土……出发”
诗人生在帕拉尔，长在特木科。当他到达特木科时，那里还是一座开拓者刚建起的小村镇。到处是密密的森林，手锯、长刨、斧头声中锯末、刨花飞扬，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刚砍下的树木的清香。人们在新砍伐的森林空地上盖起营房似的住宅，铺上闪亮的铁轨。这个新建的小村镇没有往事，但这个被称为智利南部边境的阿劳卡尼亚地区却有一部漫长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就是在这儿，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第安阿劳科人打了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血与火的战争。特木科的所在地就是刚刚进行过激烈血战的战场。西班牙征服者在阿劳卡尼亚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顽强抵抗：“整整三个世纪，这个/橡树的勇武的种族在斗争；整整三百年来，阿劳科的火花仍然/遍布帝国腹腔里的灰烬。”（《漫歌集》）当年的西班牙，对智利是“谈虎色变”。宫廷里最可怕的警告就是：“小心派你去智利！”阿劳科人的英雄伟绩，他们的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全都镌刻在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1533—1594），西班牙军人，诗人。的不朽史诗《阿劳加纳》中。但如今，印第安人却丧失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赶到荒山野岭，住在简陋的茅屋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成了被遗忘的人。诗人就在这块浸透印第安人汗水和血泪的土地上长大，他对印第安人有一种天然的亲情，他对他们的认识就从这里开始。他始终认为，印第安人是构成智利民族的一个优秀种族，他们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他们的传统和文化都是极为宝贵的智利文化财富。他以诗歌颂阿劳科英雄考波利坎、劳塔罗。他为印第安人的幸福，为争得他们应有的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就是在特木科这个新开发的小镇，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目睹第一头牛、第一棵庄稼在这寒冷多雨的处女地诞生，目睹第一批原木房子在林中空地上落成。人们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找未来。这里带有边境地区——智利蛮荒“西部”的奇异印记。人们的姓氏五花八门：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挪威……几乎哪国姓氏的人都有，当然最多的还是智利的。不管是什奈克、席勒、史密斯，还是弗朗科、拉米雷斯、雷耶斯，大家都是平等的。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怀着共同的希望迈出开创未来的第一步。
“提起童年岁月，唯一使我难以忘怀的事物就是雨水。从合恩角到边境地区的天空，南方的大雨像瀑布那样泼洒下来。我就在这个边境地区——我的祖国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人生，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回首话沧桑》）敲打着锌皮屋顶的雨声成了为诗人童年生活伴奏的“钢琴声”。每当他回忆起童年，耳旁就响起这必不可少的雨声。他最初的诗歌，就是在这雨声中写成的。几十年后，当他筹建黑岛的家时，还念念不忘屋顶一定要铺上锌皮，为的是在写诗时，有这童年的“钢琴声”——敲打锌皮的雨声——做伴。阿劳卡尼亚的雨下得很有耐性，整年整月地下个不停。没有水泥路面的街道成了烂泥的汪洋，一幢幢房屋像浮在海上的船。锌皮屋顶遮不严实，屋里到处漏雨。木桶、脸盆、瓦罐……所有的容器都拿出来接雨。孩子们总是顶着严寒和雨水去上学，总是从头湿到脚。诗人后来说过，他和特木科的孩子们一样，是淋着南方的冷雨长大的。除了没完没了的雨，还有把整个村落冲走的洪水。大地也不时在颤抖、晃动。“还有几次，山峦上出现由可怕的光所形成的顶饰——亚伊马火山苏醒了。”（《回首话沧桑》）
诗人童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坐着父亲的道砟车在森林中穿行。茂密的森林，潺潺的小溪，起伏的山峦，各式各样的小鸟、五颜六色的甲虫、野鸟蛋……还有仰望不见顶的智利南洋杉、柏树、肖楠，像一座座高塔耸立。它们脚下是郁郁葱葱的灌木，五颜六色的野花，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这一切让他眼花缭乱，意醉神迷。而当这孩子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时，他惊呆了：汹涌的波涛，几米高的雪白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巨大的心脏的轰鸣——宇宙的搏动”。他感到自己“得以窥见一种令人压抑的奥秘”。从此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从此，大雨、洪水、地震、火山、森林、花草、昆虫、海洋……就成为这位未来诗人笔下的基本“元素”。他和大自然的默契、交流从此成为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诗人所说：“边境的土地把它的根伸进我的诗里，再也不能离去。”“我就是从那块疆土，从那样的泥泞，从那片岑寂出发，前往世界各地去讴歌的。”
诗人说过：“我的一生便是一次漫长的漂泊，始终四处奔波……”这最早的“漂泊”就是坐着道砟车穿山过林。他作为诗人的丰富想象力，与大自然的默契，大大得益于这童年的“漂泊”。而每次“漂泊”归来，他都急切地扑进母亲怀中，他需要父亲所不能给予的慈爱。这位能给予他无限慈母之爱的人就是堂娜特立尼达·坎迪亚·马贝尔德——他的继母。这位诗人童年时代的守护天使，聪明、温柔、善良，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她穿着木屐，悄无声息而又麻利地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她为孩子们烤面包、做饭、洗衣服，剪开面口袋布给他们缝布鞋；给生病的孩子喂药，仅有的一点点牛奶留给内夫塔利这个体弱的孩子。她还开荒种地，补贴家用；同时也在孩子们的心田上耕耘，在那儿撒下热爱生活的种子。她不知疲倦、毫无怨言地从早忙到黑，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天职。
对这样一位善良、慈爱的守护天使，怎么能叫她“继母”呢？！于是，小内夫塔利·雷耶斯自造了一个巧妙的新词赠给她：“mamadre”。这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合成的称呼，最确切地表达了他对母亲又敬又爱的孺子之情。他的第一首诗——几行半押韵的词句，就是献给他的mamadre的。当时，他只有六七岁。他把写着“诗”的横格纸递给正专心地谈着什么的父母。父亲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纸片上的字句，问道：“这是从哪儿抄来的？”随手就把纸片还给了孩子。诗人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父亲这漫不经心的问话就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文学批评。
诗人10岁那年，在堂娜特立尼达生日的时候，他为她写了贺词：“在金色的田野上/我采集，为了献给您，亲爱的妈妈，这张小小的画片。内夫塔利。”他力图把这几句简单的话写成诗，内夫塔利Neftalí和采集escogí是押韵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小内夫塔利的水平也提高了，开始懂得找韵脚。而他这最初的习作，就是献给他这位天使般的母亲的。诗人的童年完全是在她的温馨庇护下度过的。她不声不响地操劳着，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当孩子们：内夫塔利、劳拉、鲁道夫一个一个地长大了，自立了，这位温柔、善良、辛劳了一生的mamadre“躺进了小小的棺材，在特木科的暴雨下/第一次得到了休息。”
诗人对父亲的感情比较复杂，是一种交织着爱和惧的又敬又畏的感情。在1964年出版的《黑岛纪事》中，诗人称他为“粗犷的父亲”。他的出现带有典型职业色彩：火车头的汽笛声一响就宣告他到了。然后是大门震动，聂鲁达2岁时聂鲁达和继母及妹妹劳拉当他走进屋子，屋子就开始发抖，门、梯子也发出呻吟。在全家出门旅行时，他用火车司机专用的哨子把全家叫醒，沿途的一切行动都在他的铁路哨子指挥下进行。诗人称他是陆地上的水手，开着火车，在没有海的港口之间——森林中奔驰。边境开拓时期的严酷生活造就了他粗犷的性格。
这个硬汉子豪爽而好客，他喜欢和朋友们同桌共饮。他的饭桌上总是坐满朋友，在碰杯的祝酒声中响着男子汉们友爱而热烈的交谈。当没有人和他共同进餐时，他就站在家门口，邀请过路人进屋和他分享面包，和他一起喝上一杯。诗人可以说是继承了这种家风，和父亲一样，认为没有朋友同桌进餐简直不可思议。他的饭桌上也总是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
诗人对父亲又敬又畏，而且这种畏惧远超出一般子女对严父的惧怕。奥地利名作家卡夫卡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对现代西方文学有很大影响。他和乔伊斯、普鲁斯特一起，被认作是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有位“专横有如暴君”的父亲，而聂鲁达则有位坚决反对他写诗的父亲。何塞·德尔·卡门坚定不移地认为，写诗是毫不着边际地幻想的女人干的事儿。这位来自农村的铁路工人，希望儿子能在社会上有高点儿的地位。但做父亲的既无土地又无金钱，就只能靠儿子考上大学学门专业，得个文凭，谋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一定要有个正经职业，当医生、工程师、律师或教师都行，但绝对不能当诗人。写诗哪能算得上一种职业？他永远不能理解，诗人究竟有什么用？！不，他可不愿意有个“不务正业”的诗人儿子！内夫塔利数学分数这么低，还不是因为整天迷着写诗？！于是，这位父亲没收内夫塔利的“闲书”——文学书，把他写满诗歌的练习本扔进火里。孩子遭到严厉训斥，甚至还为此挨过鞭子。儿子为之意醉神迷的诗歌却是父亲的死敌。
但是，内夫塔利是个身体瘦弱却意志坚强的少年。他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再也不肯回头。为了瞒过父亲，不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在写诗发表，内夫塔利不得不决定找个笔名。他读过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扬·聂鲁达（1834—1891），捷克诗人、小说家。的作品，印象深刻。“聂鲁达”这个词他觉得挺顺耳，他又找了个自己喜欢的名字“巴勃罗”。于是，他就在诗稿上签上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个名字，当时他14岁。最初，他曾使用过几个不同的笔名，到1920年，最后确定以“巴勃罗·聂鲁达”作为唯一笔名。从此，他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发表作品，参加社交活动。但是，这个名字为法律所承认，却是在20多年之后。1946年12月28日，智利法院宣布判决巴勃罗·聂鲁达为诗人的合法名字。实际上，诗人早就和他帕拉尔户籍簿上登记的名字分手了。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是特木科那个瘦高个男孩儿，他常坐着父亲的道砟车到密林里去捉金龟子，捡野鸡蛋，拔喇叭藤……那是已经成为遥远过去的诗人的“史前时期”。
“诗来找我”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她来的方式。
——《诗》
当年的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又瘦又高，沉默寡言，神情忧郁。但他那双眼睛却亮得出奇，特别引人注目。他那双不大的眼睛总是大睁着，专注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和他心不在焉的神情完全相反。当诗人60岁时，有人问过他：“你怎么能识破这么多秘密？关于树木、飞鸟、石头，自然界的一切，你怎么都知道？”他回答：“这全凭观察。”这是一种有教养的目光，它尊重物质，对物质抱有浓厚的兴趣：从它的颜色、形态，一直看到了内部结构、性质……比森特·维多夫罗比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智利诗人，创造派的创始人。曾认为石头有“内脏”，而聂鲁达则更进一步，他不但发现了物质的“内脏”，而且发现了物质的“面孔”。当他的同龄人在追逐、嬉闹时，他却在长久地观察世界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一片树叶，一只甲虫……诗就这样静悄悄地产生。他不是不喜欢和孩子们打闹、嬉戏，问题是在这种游戏中他从来占不了上风。他是用橡实打仗的积极参战者，但在混战中他总是挨打。他热衷的是看橡实在空中飞行划出的美丽的绿色弧线，吸引他的是那一颗颗碧绿光滑、有灰色帽盖的奇妙的橡实本身。就在他愣神儿观察的时候，雨点般的橡实就砸到他头上，这回它们可不像艺术品那么富有诗意，而是一颗颗子弹，打得他生疼。
聂鲁达的叔叔奥尔兰多·马松是他少年时代认识的第一位诗人，也是他认识的第一位叛逆的斗士。他是少年聂鲁达心中的楷模。马松办了一家报纸——《晨报》，抨击陈规陋习，宣传真理，主持正义。结果这家报纸的印刷所被人在夜里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少年聂鲁达感到这场大火烧毁的就是自己的家。他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也许就从这儿开始。他的第一篇文章，他的最早的几首诗，就是发表在《晨报》上的。他的写作爱好，得到了叔叔的赞赏和鼓励，1917年7月18日，《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热心与恒心》，作者是内夫塔利·雷耶斯，这是诗人第一次发表文章。那年，诗人刚满13岁。他的叔叔为有这么一个侄子而感到骄傲。但除了他叔叔，没有人看重他写的东西。在家人的眼里，他仍然是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那个瘦高个儿、心不在焉的男孩儿。
与此同时，他像个狂热的航海者，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沉醉在各式各样的书籍中，废寝忘食地埋头阅读。在布法洛·比尔布法洛·比尔（1846—1917），美国陆军侦察兵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的绰号。的伟业里，在埃米利奥·萨尔加里埃米利奥·萨尔加里（1863—1911），意大利小说家。所写小说多以海盗生活为题材，内容奇特，曾风行一时。的游历中，在巴尔加斯·比拉巴尔加斯·比拉（1860—1933），哥伦比亚作家、文学评论家。的奇遇中，他周游世界。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到伊比利亚半岛的费利佩·特里戈费利佩·特里戈（1865—1916），西班牙小说家。，从百科全书派主将狄德罗狄德罗（1713—1784），法国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哲学、美学、戏剧理论和小说创作上都有所建树。到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苏联作家，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奠基人。，全在他的视野之内。《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法国作家雨果的代表作，发表于1862年。冉·阿让、珂赛特、马吕斯是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里冉·阿让的不幸，珂赛特的忧伤，马吕斯的至诚，深深打动着他。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的《保尔和薇吉妮》，赢得了浪漫而富于幻想的13岁孩子内夫塔利·雷耶斯同情的热泪。遍地珍宝的书海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说：“人类智慧的万宝囊破裂了，它洒落在夜色中的特木科。我不吃也不睡，埋头阅读。”在如注的大雨把特木科笼罩的黑夜里，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独自一人在屋里，在书海中漫游。
他像只鸵鸟，一头扎进书堆里，饥不择食地“吞下”所有能拿到手的书。当然，他的阅读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从萨尔加里和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学幻想和冒险小说家。的作品开始。然后是他叔叔奥尔兰多·马松的所有藏书，紧接着是学校图书馆和市立图书馆的藏书。书籍像磁石般吸引着他，他的涉猎范围，很快就远远超出了同龄人。他的法语教师很喜欢这个好读书的孩子，借给他阿尔蒂尔·兰波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象征主义运动的典范，对现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代表作品有散文诗集《灵光集》等。、夏尔·波德莱尔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作品有长诗《恶之华》等。的作品。除了法国作家外，他还读英国作家的作品。一位在市图书馆结识的老诗人被他的勤奋所感动，不断给他介绍书，如易卜生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蓬松·迪泰雷伊蓬松·迪泰雷伊（1829—1871），法国小说家，塑造了罗康博尔这个有名的人物形象。、巴尔加斯·比拉等的作品。所有的作品，他都一视同仁地一口吞下去。他还喜欢把英语诗和法语诗对译，把魏尔兰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1890年左右被年轻的象征派诗人们奉为诗坛魁首。、波德莱尔、保尔弗保尔弗（1872—1960），法国诗人，数十年如一日不懈地写作“巴拉德”（民歌形式的短歌），作品收入总集《法兰西巴拉德》。他的“巴拉德”在法国诗歌史上独具一格。的诗译成西班牙文。他把这视为一种学习的好方法。他请人刻了一枚橡皮图章，在那些写满译诗的纸页上印上内夫塔利·雷耶斯的名字。不久，他就选学了欧洲诗歌这门课程。
当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最杰出的女诗人。1945年9月“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拉丁美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正在特木科女子中学当校长。经常有年轻诗人登门拜访请她指导，他们大部分是中学生。一天，内夫塔利·雷耶斯也带着他的诗上门求教，正巧女诗人不在家。这个沉默寡言的瘦高个儿男孩儿一言不发，耐心地等了3个小时，才失望地离开。但这不是一个肯轻易认输的孩子，第二天他又去了。“真是不巧，”女秘书告诉他，“加夫列拉在家，但她头疼，不能接待客人。”准是这孩子满脸的沮丧和失望感动了她，她亲切地问他有什么事，能不能把他写满诗的练习本留下？“不过，我想和她当面谈谈，我想听到她的意见。”孩子结结巴巴地小声说。秘书请他几个小时后再来看看。几个小时后，孩子准时敲响了米斯特拉尔家的大门。这位身材颀长的夫人来自南方麦哲伦地区白雪皑皑的彭塔阿雷纳斯，在圣地亚哥“花奖赛诗会”上刚荣获了鲜花、桂冠和金质奖章。女诗人亲切地对他点头致意，他的诗她读过了而且也修改过了。她肯定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写的诗。接着，她补充道，她还从来没对任何人做过这样的评价。
她对内夫塔利·雷耶斯说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她把自己最推崇的作家介绍给他。后来她还不时地送几本书给他，全是被她视为世界文学中最不同凡响的俄国文学作品。从此，这些俄国作家就成为内夫塔利·雷耶斯，也是后来的巴勃罗·聂鲁达最喜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他生活的教科书，陪伴了他一生。从这些俄国作家那里，他不但学到了应该怎么写文学作品，而且，懂得了应该怎样认识社会，学会了倾听来自底层的呼号。从此，他那双眼睛总是大睁着，为了看清世上的一切。当他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时，就已经认识到社会的不合理。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就要从一个否定它的大写的“不”字开始。除了读文学书外，他还热心地读那些反专制独裁、抨击不合理社会的政治书籍。他的诗逐渐开始带有一种社会诗人的色彩。1920年，在《南方的森林》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农民的手》，这首诗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它不是这类诗的第一首，但在这首诗中，社会诗人的特点已经非常鲜明。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内夫塔利·雷耶斯的引路人。两位智利伟大诗人的友谊就这样从特木科开始，然后是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在为真理而奔走呼号的数十年共同斗争中，他们结下了经受住艰苦岁月考验的、牢不可破的友谊。20世纪60年代，那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已经去世。在北方安托法加斯塔的一所中学，聂鲁达听孩子们唱以他的诗谱成的歌。一位当地诗人问孩子们：“你们唱的是智利最伟大的诗人的诗吧？”一个小女孩儿回答：“不，我们唱的是聂鲁达先生的诗……智利最伟大的诗人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聂鲁达笑起来，他抚摸着小女孩儿的头对那位诗人说：“我们要去霍萨发特山谷霍萨发特山谷，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墓地。把孩子们的话告诉加夫列拉……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内夫塔利·雷耶斯的诗作写满了一本又一本练习本。他是一个写诗而且致力于发表的极为认真的初学者，他向各种杂志投稿。他最初的诗是一些半押韵的词句。在他的学生练习本上有一首未能免俗的《夜曲》，是在他14岁以前发表的。从此，初学者就开始摸索着前行。1918年，圣地亚哥《跑吧——飞吧》杂志发表了署名内夫塔利·雷耶斯的诗《我的双眼》，在同一年，又发表了他的3首诗。《跑吧——飞吧》不是文学杂志，但它有一个名为“智利缪斯”的专栏专登诗歌。少年诗人先后有十几首诗在那儿发表。他还经常在一些学生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如瓦尔迪维亚的《文化》，瓦尔帕莱索的《永远》，特木科的《南方大森林》。契扬等地的刊物上也不时有他的作品发表。从少年时代开始，内夫塔利·雷耶斯就是各种赛诗会的坚持不懈的参加者。1919年，他以《理想的夜曲》一诗参加离他出生地帕拉尔不远的马乌莱奖花赛诗会，获三等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1920年，他又获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一等奖。
少年诗人沉默寡言，但却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喜欢生活在人群中。从15岁开始，他就是圣地亚哥《光明》杂志在特木科男子中学的代理人和通讯员。1920年，他担任了这个学校的文学协会会长和考廷学生联合会执行秘书。他曾代表特木科男子中学文学协会授予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该协会名誉会长的称号。这个腼腆的少年在这位智利著名女诗人面前紧张得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
和他的腼腆、沉默寡言正好相反，内夫塔利·雷耶斯的文笔尖锐而犀利。作为诗人，他的散文经常被研究家们所忽略。不研究聂鲁达的散文，是不可能全面认识诗人的，散文是他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聂鲁达最早发表的和最后留下的作品都是散文，这就是1917年的《热心和恒心》，1973年的绝笔《回首话沧桑——回忆录》。他的散文形式多样：抒情散文诗、读书札记、随笔、游记、演讲词、创作谈……数量也不小，有100多篇。他的早期散文就表现出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他抨击那些有钱有闲整天在广场上闲逛的“上等人”，称他们是轻浮的、粗俗的、装模作样的花花公子。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的上等人是那些做工的、写作的、读书的，他们才具有高尚的人的尊严。对劳动者被排斥在“好人家”之外的社会偏见，诗人是有切身体会的。他的父亲是个工人——火车司机。按照世俗观点，他算不得好“出身”，他是被打入“另册”的。从十几岁起，他就懂得了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他写道：“你并不孤单，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和你一样，被剥削、受欺凌，但我们是反抗者。”他的散文从一开始就锋芒毕露，显示了那个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
50多年后，1980年3月，聂鲁达早期诗文由他夫人马蒂尔德汇集、智利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注释、巴塞罗那的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汇编集名为《看不见的河流》，这是诗人成名前所写诗文的第一次汇集出版。这部诗文集包括十四行诗、歌谣、哀歌、颂歌共78首，还有散文45篇，分为7辑，每辑有一个标题。
第1辑《早期诗歌》共收短诗35首，其中第一首，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诗人最早的诗作《夜曲》，写于1918年4月18日。它记述了当年那位不满14岁的少年在摇曳的烛光下的沉思：暮色降临，他想到了大海、渔民、爬行的小甲虫、池塘、小溪……对不尽的往事的怀念使他浮想联翩，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第7辑《别人的痛苦》是散文选，其中包括了他1917年7月18日发表于特木科《晨报》上的第一篇文章《热心与恒心》。诗文集中有两首诗是献给诗人母亲的：《月亮》和《为使我母亲安息的谦恭诗行》。在《月亮》一诗中，诗人写道：
她死去，而我已出世。因此
我血管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汇集者从这后一句诗中选取了诗文集的名字。
出版者在《看不见的河流》的序言中写道：
“他（指聂鲁达）早期的诗作和散文都是发表在本省的日报和圣地亚哥的杂志上的。他那时发表过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抄录在3个练习本上，这些练习本以前一直是属于诗人的妹妹劳拉·雷耶斯·坎迪亚个人的。”“尽管所选的一些作品在形式上未臻完美，可是这本书对于聂鲁达作品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作者早熟的才能的一个不可多见的明证。同时本书包含着他成熟阶段全部伟大作品的萌芽：爱情的抒情，大自然的强大的生命力，对弱小者的同情、支持，对不平等社会的激烈反叛，对地方的狭隘爱国狂的批评，甚至包含了诗人晚年所具有的幽默感和一些自传的成分。”
应该感谢《看不见的河流》的汇集出版者，他们为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要想对聂鲁达早年所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乃至他的一生和创作有真正的了解，这部诗文集是不可不读的。
聂鲁达在特木科男子中学学完文科课程，于1920年毕业。他说过：“要是没有萨恰，我永远也别想中学毕业。我始终背不下来那个乘法表。”他称亚历杭德罗·塞拉尼为萨恰，这位后来的民主政治活动家、律师，是诗人中学的好友。聂鲁达当选为男子中学文学协会会长时，萨恰为该会秘书。当年他们经常一起复习功课，译英语诗。众所周知，内夫塔利最怕数学，萨恰花了不少工夫帮他复习。他们选择了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地点，考廷河边。萨恰提议按学校的方式，学习45分钟休息一刻钟。内夫塔利却主张最好倒过来，每学15分钟，休息45分钟。萨恰当然不能让步，照此办理，还叫学习吗？！他们一起复习代数、几何，45分钟真让内夫塔利感到“度日如年”。他的目光常常被河水、岸上的花朵吸引过去。好不容易熬够了45分钟，他冲下河滩，捡那又圆又扁的石头和萨恰比赛打水漂儿。
要上大学首先就得中学毕业，得通过10年级期末考试。可是数学对内夫塔利来说是一堵可怕的、难以逾越的高墙。的确，萨恰费了很大劲帮他学数学，但真正有效地给他帮了大忙的还是校长先生，他“网开三面”让内夫塔利过了数学考试关。也许校长意识到，这个面对方程式、三角形不开窍的小伙子，在文学上却非同寻常。他的才能不是在数学上，而是在文学上。据说数年后在黑岛，已遐迩闻名的聂鲁达，眼镜滑到鼻尖上，用笔在纸上画着问他妹妹：“喂，劳丽达，5乘8等于几？”劳拉·雷耶斯怜悯地看着他，好像学校的老师面对愚不可教的学生，无可奈何地回答：“上帝啊！当然是等于40呀！”不管怎么说，内夫塔利·雷耶斯是过了数学考试关，“表面上做好了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升大学的准备”。
“我的双亲是从我的出生地帕拉尔来的。那里——智利中部——到处是葡萄园，盛产葡萄酒。还没等我记事，还没等我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她，我母亲堂娜罗莎·巴索阿尔托就亡故了。我生于1904年7月12日，在一个月之后的8月，我母亲就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回首话沧桑——聂鲁达回忆录》
巴勃罗·聂鲁达走进帕拉尔一所破败的老屋，“寻访”母亲。他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出世的，而她，也是在这儿去世的。一位母亲生前熟识的老邻居匆匆赶来，她不知该怎样接待这位世界闻名的人物。对自己母亲一无所知的诗人渴望了解一切。老邻居递上一张颜色发黄的旧照片，“喏，这就是她：罗莎·内夫塔利·巴索阿尔托。她只留下这么一张照片。”诗人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其中有一部分就来自母亲的名字。
诗人接过这张陈年旧照，这还是他头一次看到母亲的面容。他久久地端详着，似乎要把这个形象深深地刻在脑海里。这差不多是一张全身照，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一只大手搭在窄窄的椅子背上。她穿一套深色衣裙，胸前别着一枝银领花，耳朵上坠着像樱桃那么大的暗色圆耳环。她的鼻子很高，弯弓似的浓眉下是一双不很大的眼睛。那紧闭的双唇，直视前方的目光，表现出对生活的依恋。这是她在去世前不久照的。她是一位乡村教师，生前在帕拉尔女子学校教书。1903年她结婚时已经38岁，1904年9月14日对于聂鲁达母亲去世的准确时间，有不同说法。，生下聂鲁达后仅两个月零两天，就因肺结核病去世。
聂鲁达生母
站在窄小的院子里，诗人久久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母亲当年就是在这儿忙进忙出，她在这儿看过天是不是要下雨，在这儿浇过花，也许就在这儿看过书。“是的，罗莎·内夫塔利看书，而且喜欢诗！”这位老邻居强调说，她成了诗人“拜访”母亲的向导。聂鲁达仔细地询问着母亲有什么爱好，有什么习惯，她常爱说什么话，用什么词，还有谁能告诉他更多有关母亲的情况，等等。他希望得到这张照片。老邻居爽快地答应了，那是当然！除了他还有谁更有权保存这张照片？！聂鲁达深情地注视着已经荒废的宅院，和母亲有关的一切都在这儿了。他能了解到的情况很少，但知道她和书有缘，甚至喜欢诗，这使诗人感到欣慰。后来又听说，她写过诗，可惜没有留下片纸只字。
虽然在诗人记忆中找不到母亲的踪影，但在诗人的作品中却留下了他对早逝母亲的亲切絮语，他一直怀念着她。1980年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诗人少年时代的诗作、文章很多都收入其中。这里至少有两首诗是献给他的母亲的。这部诗文集的名字《看不见的河流》就是来自他赠母亲的诗。其中一首是《月亮》：
在我降生的时候，我母亲去世，
带着那痛苦的神圣的灵魂。
她的身躯洁白明净，
肌肉下有一个星星似的发光体。
她死去，而我已出世。因此
我血管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伴随着一支无敌的晨歌，
让我微笑又使我惊愕。
她病魔缠身，生就
一副嶙峋瘦骨，
临终时她惨白的双手，
使我想起那皎洁的月色……
因此——兄弟啊——在透明的玻璃窗外，
田野是这样的凄凉……
我生命中的这轮苍白的月亮
照耀我成为从死亡中萌发的一棵新芽……
这是诗人16岁时为悼念母亲而写的一首诗。另一首是《为使我母亲安息的谦恭诗行》：
我的母亲，我来晚了，为了能亲吻你，
为了你纯洁的双手能为我祝福；
你可爱的步履已经消逝，
它已回归大地。
在这个世界上你的需求是这么少，我的母亲。
也许这束水灵的紫罗兰
在你温柔的手中也是多余，
它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诗人这少年时代的诗虽写得稚拙，但却充满真情。他不知和母亲说过多少悄悄话，这些只是用笔记录下的几句知心话。
母亲去世后，还在襁褓之中的内夫塔利被送到爷爷家。奶奶为他在村子里找了一个正奶孩子的女人，她的奶水很多，足以喂饱自己的孩子再加上这个没有母亲的婴儿。这孩子长得不错，但总显得不太壮实。爷爷有一个不大的庄园，土地不多，名为“贝伦”，意为耶稣降生模型。他有几个儿子，也多以圣经中的人物名字命名，他们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阿瓦迪亚斯、霍埃尔……爷爷经常耐心地、亲切地给孩子讲这些圣经中人物的故事。孩子喜欢听爷爷以讲经布道的音调抑扬顿挫地念圣经故事，尽管他什么也听不懂。他睁着大眼好奇地问：“那么，爷爷，为什么霍埃尔叔叔叫霍埃尔？”这位爷爷像圣经里的人物一样长寿，活到了1939年，比他的儿子何塞·德尔·卡门还晚一年去世。
何塞·德尔·卡门年纪轻轻就离开父亲不足以养活众多子女的那一小块土地，加入了智利四处找活干的劳动大军。他曾翻山越岭远去阿根廷寻找希望，但却只能两手空空地返回智利。当时很多人向盛产硝石的北方迁移，那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之乡”。那儿的硝石被招工头们吹得不亚于远古时代科尔喀斯那神奇的金羊毛科尔喀斯金羊毛，见希腊神话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但是，这个在智利中部绿色葡萄园中长大的男子汉，对北方无边无际的白色沙漠不感兴趣。他的目光注视着完全相反的南方，那被称为智利“西部”的阿劳卡尼亚。在那个时代，移动100公里就算得上是长途旅行了。而何塞·德尔·卡门却勇气十足地一下子就向南迁到了塔尔卡瓦诺港，从小自耕农直接变成了船坞工人。不久，他又迁到更南部被称为智利边界地区的特木科，当了铁路工人。
他搭乘马车到了特木科——开拓者刚建立的小市镇，在铁路上开道碴车。他把内夫塔利也从老家帕拉尔接到了这个边界小镇。他们只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其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两岁的孩子，穿一件长到膝盖的白色带袖罩衫，一条黑裤子，左手扶在一张宽背椅座上，一双眼睛大睁着望着前方。他看到了什么？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内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6年10月13日。”就这样，小内夫塔利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帕拉尔。那年，他大约是6岁。
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当他重返出生地，寻找母亲留下的踪迹时，已是一位头顶微秃的著名诗人。他没有惊动别人，留宿在一位叔叔家中，受到充满家庭温馨的热情款待。几年后，1967年，诗人又回到帕拉尔，受到全城人民的热烈欢迎。帕拉尔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全城一片欢腾。头一天，是声势浩大的游行。行进在队伍中的有工人、农民、教师、律师、学生、儿童，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乡下人，穿红色制服戴金属头盔的消防队员……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第二天，帕拉尔市剧院座无虚席。人们从田野、村镇、工厂、学校会聚在这里，参加授予巴勃罗·聂鲁达“帕拉尔杰出儿子”光荣称号的隆重仪式。晚上，是带有醇厚乡土色彩的晚会。烤肉的篝火噼啪作响，构成了欢快的奎卡舞的背景。著名演员马丽亚·马卢恩达朗诵了帕拉尔人的诗《献给帕拉尔的聂鲁达》。这不是即兴之作，它已经和介绍诗人生平的许多文章一起登载在当地的各种报纸上。
诗人热爱欢乐，而且总是希望和朋友们共享欢乐。每次庆祝活动，他都要邀请各地甚至国外的朋友参加——这是朋友们欢聚一堂的好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参加庆祝活动的除了诗人的乡亲们——全体帕拉尔人，还有来自智利各地甚至外国的客人们。其中有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弗朗西斯科·科洛阿内，委内瑞拉议员、加拉加斯《国民报》主编、小说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甚至还有来自遥远的苏联、罗马尼亚等国的贵宾。他们被敬为上宾，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衔、职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帕拉尔杰出儿子”巴勃罗·聂鲁达的朋友。在这儿，亲情、友谊是最权威的通行证。
在欢声、笑语、祝酒声中，诗人听到一个胆怯的声音。一位中学教师请求尊贵的客人们为学校的孩子们写几句祝词。聂鲁达拿出他的绿墨水钢笔写起来：“帕拉尔，1967年11月25日，给中学的孩子们。早上好！！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是问候早上好！！这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和他人在生活中交流希望的语言。而后者要更有意义得多，它意味着一切。我们作为个人活着，同时也为理解他人而活着，他们比我们更为重要！！早上好！！”诗人把引导少年聂鲁达走上生活之路的箴言书赠给新的一代。
面对熊熊的篝火，在奎卡舞节奏鲜明的乐声中，诗人谈起帕拉尔：他记得的东西很少，离开这里时他还很小很小……他长年生活在别处的土地上。但是，他强调说，他母亲的坟墓在这儿，而且，雷耶斯家族正在这儿继续繁衍。帕拉尔人以真挚的乡里亲情，接纳了他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是的，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但他的根是在这里：帕拉尔。
“从那块疆土……出发”
诗人生在帕拉尔，长在特木科。当他到达特木科时，那里还是一座开拓者刚建起的小村镇。到处是密密的森林，手锯、长刨、斧头声中锯末、刨花飞扬，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刚砍下的树木的清香。人们在新砍伐的森林空地上盖起营房似的住宅，铺上闪亮的铁轨。这个新建的小村镇没有往事，但这个被称为智利南部边境的阿劳卡尼亚地区却有一部漫长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就是在这儿，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第安阿劳科人打了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血与火的战争。特木科的所在地就是刚刚进行过激烈血战的战场。西班牙征服者在阿劳卡尼亚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顽强抵抗：“整整三个世纪，这个/橡树的勇武的种族在斗争；整整三百年来，阿劳科的火花仍然/遍布帝国腹腔里的灰烬。”（《漫歌集》）当年的西班牙，对智利是“谈虎色变”。宫廷里最可怕的警告就是：“小心派你去智利！”阿劳科人的英雄伟绩，他们的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全都镌刻在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1533—1594），西班牙军人，诗人。的不朽史诗《阿劳加纳》中。但如今，印第安人却丧失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赶到荒山野岭，住在简陋的茅屋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成了被遗忘的人。诗人就在这块浸透印第安人汗水和血泪的土地上长大，他对印第安人有一种天然的亲情，他对他们的认识就从这里开始。他始终认为，印第安人是构成智利民族的一个优秀种族，他们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他们的传统和文化都是极为宝贵的智利文化财富。他以诗歌颂阿劳科英雄考波利坎、劳塔罗。他为印第安人的幸福，为争得他们应有的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就是在特木科这个新开发的小镇，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目睹第一头牛、第一棵庄稼在这寒冷多雨的处女地诞生，目睹第一批原木房子在林中空地上落成。人们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找未来。这里带有边境地区——智利蛮荒“西部”的奇异印记。人们的姓氏五花八门：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挪威……几乎哪国姓氏的人都有，当然最多的还是智利的。不管是什奈克、席勒、史密斯，还是弗朗科、拉米雷斯、雷耶斯，大家都是平等的。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怀着共同的希望迈出开创未来的第一步。
“提起童年岁月，唯一使我难以忘怀的事物就是雨水。从合恩角到边境地区的天空，南方的大雨像瀑布那样泼洒下来。我就在这个边境地区——我的祖国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人生，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回首话沧桑》）敲打着锌皮屋顶的雨声成了为诗人童年生活伴奏的“钢琴声”。每当他回忆起童年，耳旁就响起这必不可少的雨声。他最初的诗歌，就是在这雨声中写成的。几十年后，当他筹建黑岛的家时，还念念不忘屋顶一定要铺上锌皮，为的是在写诗时，有这童年的“钢琴声”——敲打锌皮的雨声——做伴。阿劳卡尼亚的雨下得很有耐性，整年整月地下个不停。没有水泥路面的街道成了烂泥的汪洋，一幢幢房屋像浮在海上的船。锌皮屋顶遮不严实，屋里到处漏雨。木桶、脸盆、瓦罐……所有的容器都拿出来接雨。孩子们总是顶着严寒和雨水去上学，总是从头湿到脚。诗人后来说过，他和特木科的孩子们一样，是淋着南方的冷雨长大的。除了没完没了的雨，还有把整个村落冲走的洪水。大地也不时在颤抖、晃动。“还有几次，山峦上出现由可怕的光所形成的顶饰——亚伊马火山苏醒了。”（《回首话沧桑》）
诗人童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坐着父亲的道砟车在森林中穿行。茂密的森林，潺潺的小溪，起伏的山峦，各式各样的小鸟、五颜六色的甲虫、野鸟蛋……还有仰望不见顶的智利南洋杉、柏树、肖楠，像一座座高塔耸立。它们脚下是郁郁葱葱的灌木，五颜六色的野花，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这一切让他眼花缭乱，意醉神迷。而当这孩子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时，他惊呆了：汹涌的波涛，几米高的雪白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巨大的心脏的轰鸣——宇宙的搏动”。他感到自己“得以窥见一种令人压抑的奥秘”。从此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从此，大雨、洪水、地震、火山、森林、花草、昆虫、海洋……就成为这位未来诗人笔下的基本“元素”。他和大自然的默契、交流从此成为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诗人所说：“边境的土地把它的根伸进我的诗里，再也不能离去。”“我就是从那块疆土，从那样的泥泞，从那片岑寂出发，前往世界各地去讴歌的。”
诗人说过：“我的一生便是一次漫长的漂泊，始终四处奔波……”这最早的“漂泊”就是坐着道砟车穿山过林。他作为诗人的丰富想象力，与大自然的默契，大大得益于这童年的“漂泊”。而每次“漂泊”归来，他都急切地扑进母亲怀中，他需要父亲所不能给予的慈爱。这位能给予他无限慈母之爱的人就是堂娜特立尼达·坎迪亚·马贝尔德——他的继母。这位诗人童年时代的守护天使，聪明、温柔、善良，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她穿着木屐，悄无声息而又麻利地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她为孩子们烤面包、做饭、洗衣服，剪开面口袋布给他们缝布鞋；给生病的孩子喂药，仅有的一点点牛奶留给内夫塔利这个体弱的孩子。她还开荒种地，补贴家用；同时也在孩子们的心田上耕耘，在那儿撒下热爱生活的种子。她不知疲倦、毫无怨言地从早忙到黑，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天职。
对这样一位善良、慈爱的守护天使，怎么能叫她“继母”呢？！于是，小内夫塔利·雷耶斯自造了一个巧妙的新词赠给她：“mamadre”。这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合成的称呼，最确切地表达了他对母亲又敬又爱的孺子之情。他的第一首诗——几行半押韵的词句，就是献给他的mamadre的。当时，他只有六七岁。他把写着“诗”的横格纸递给正专心地谈着什么的父母。父亲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纸片上的字句，问道：“这是从哪儿抄来的？”随手就把纸片还给了孩子。诗人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父亲这漫不经心的问话就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文学批评。
诗人10岁那年，在堂娜特立尼达生日的时候，他为她写了贺词：“在金色的田野上/我采集，为了献给您，亲爱的妈妈，这张小小的画片。内夫塔利。”他力图把这几句简单的话写成诗，内夫塔利Neftalí和采集escogí是押韵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小内夫塔利的水平也提高了，开始懂得找韵脚。而他这最初的习作，就是献给他这位天使般的母亲的。诗人的童年完全是在她的温馨庇护下度过的。她不声不响地操劳着，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当孩子们：内夫塔利、劳拉、鲁道夫一个一个地长大了，自立了，这位温柔、善良、辛劳了一生的mamadre“躺进了小小的棺材，在特木科的暴雨下/第一次得到了休息。”
诗人对父亲的感情比较复杂，是一种交织着爱和惧的又敬又畏的感情。在1964年出版的《黑岛纪事》中，诗人称他为“粗犷的父亲”。他的出现带有典型职业色彩：火车头的汽笛声一响就宣告他到了。然后是大门震动，聂鲁达2岁时聂鲁达和继母及妹妹劳拉当他走进屋子，屋子就开始发抖，门、梯子也发出呻吟。在全家出门旅行时，他用火车司机专用的哨子把全家叫醒，沿途的一切行动都在他的铁路哨子指挥下进行。诗人称他是陆地上的水手，开着火车，在没有海的港口之间——森林中奔驰。边境开拓时期的严酷生活造就了他粗犷的性格。
这个硬汉子豪爽而好客，他喜欢和朋友们同桌共饮。他的饭桌上总是坐满朋友，在碰杯的祝酒声中响着男子汉们友爱而热烈的交谈。当没有人和他共同进餐时，他就站在家门口，邀请过路人进屋和他分享面包，和他一起喝上一杯。诗人可以说是继承了这种家风，和父亲一样，认为没有朋友同桌进餐简直不可思议。他的饭桌上也总是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
诗人对父亲又敬又畏，而且这种畏惧远超出一般子女对严父的惧怕。奥地利名作家卡夫卡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对现代西方文学有很大影响。他和乔伊斯、普鲁斯特一起，被认作是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有位“专横有如暴君”的父亲，而聂鲁达则有位坚决反对他写诗的父亲。何塞·德尔·卡门坚定不移地认为，写诗是毫不着边际地幻想的女人干的事儿。这位来自农村的铁路工人，希望儿子能在社会上有高点儿的地位。但做父亲的既无土地又无金钱，就只能靠儿子考上大学学门专业，得个文凭，谋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一定要有个正经职业，当医生、工程师、律师或教师都行，但绝对不能当诗人。写诗哪能算得上一种职业？他永远不能理解，诗人究竟有什么用？！不，他可不愿意有个“不务正业”的诗人儿子！内夫塔利数学分数这么低，还不是因为整天迷着写诗？！于是，这位父亲没收内夫塔利的“闲书”——文学书，把他写满诗歌的练习本扔进火里。孩子遭到严厉训斥，甚至还为此挨过鞭子。儿子为之意醉神迷的诗歌却是父亲的死敌。
但是，内夫塔利是个身体瘦弱却意志坚强的少年。他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再也不肯回头。为了瞒过父亲，不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在写诗发表，内夫塔利不得不决定找个笔名。他读过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扬·聂鲁达（1834—1891），捷克诗人、小说家。的作品，印象深刻。“聂鲁达”这个词他觉得挺顺耳，他又找了个自己喜欢的名字“巴勃罗”。于是，他就在诗稿上签上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个名字，当时他14岁。最初，他曾使用过几个不同的笔名，到1920年，最后确定以“巴勃罗·聂鲁达”作为唯一笔名。从此，他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发表作品，参加社交活动。但是，这个名字为法律所承认，却是在20多年之后。1946年12月28日，智利法院宣布判决巴勃罗·聂鲁达为诗人的合法名字。实际上，诗人早就和他帕拉尔户籍簿上登记的名字分手了。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是特木科那个瘦高个男孩儿，他常坐着父亲的道砟车到密林里去捉金龟子，捡野鸡蛋，拔喇叭藤……那是已经成为遥远过去的诗人的“史前时期”。
“诗来找我”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她来的方式。
——《诗》
当年的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又瘦又高，沉默寡言，神情忧郁。但他那双眼睛却亮得出奇，特别引人注目。他那双不大的眼睛总是大睁着，专注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和他心不在焉的神情完全相反。当诗人60岁时，有人问过他：“你怎么能识破这么多秘密？关于树木、飞鸟、石头，自然界的一切，你怎么都知道？”他回答：“这全凭观察。”这是一种有教养的目光，它尊重物质，对物质抱有浓厚的兴趣：从它的颜色、形态，一直看到了内部结构、性质……比森特·维多夫罗比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智利诗人，创造派的创始人。曾认为石头有“内脏”，而聂鲁达则更进一步，他不但发现了物质的“内脏”，而且发现了物质的“面孔”。当他的同龄人在追逐、嬉闹时，他却在长久地观察世界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一片树叶，一只甲虫……诗就这样静悄悄地产生。他不是不喜欢和孩子们打闹、嬉戏，问题是在这种游戏中他从来占不了上风。他是用橡实打仗的积极参战者，但在混战中他总是挨打。他热衷的是看橡实在空中飞行划出的美丽的绿色弧线，吸引他的是那一颗颗碧绿光滑、有灰色帽盖的奇妙的橡实本身。就在他愣神儿观察的时候，雨点般的橡实就砸到他头上，这回它们可不像艺术品那么富有诗意，而是一颗颗子弹，打得他生疼。
聂鲁达的叔叔奥尔兰多·马松是他少年时代认识的第一位诗人，也是他认识的第一位叛逆的斗士。他是少年聂鲁达心中的楷模。马松办了一家报纸——《晨报》，抨击陈规陋习，宣传真理，主持正义。结果这家报纸的印刷所被人在夜里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少年聂鲁达感到这场大火烧毁的就是自己的家。他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也许就从这儿开始。他的第一篇文章，他的最早的几首诗，就是发表在《晨报》上的。他的写作爱好，得到了叔叔的赞赏和鼓励，1917年7月18日，《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热心与恒心》，作者是内夫塔利·雷耶斯，这是诗人第一次发表文章。那年，诗人刚满13岁。他的叔叔为有这么一个侄子而感到骄傲。但除了他叔叔，没有人看重他写的东西。在家人的眼里，他仍然是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那个瘦高个儿、心不在焉的男孩儿。
与此同时，他像个狂热的航海者，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沉醉在各式各样的书籍中，废寝忘食地埋头阅读。在布法洛·比尔布法洛·比尔（1846—1917），美国陆军侦察兵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的绰号。的伟业里，在埃米利奥·萨尔加里埃米利奥·萨尔加里（1863—1911），意大利小说家。所写小说多以海盗生活为题材，内容奇特，曾风行一时。的游历中，在巴尔加斯·比拉巴尔加斯·比拉（1860—1933），哥伦比亚作家、文学评论家。的奇遇中，他周游世界。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到伊比利亚半岛的费利佩·特里戈费利佩·特里戈（1865—1916），西班牙小说家。，从百科全书派主将狄德罗狄德罗（1713—1784），法国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哲学、美学、戏剧理论和小说创作上都有所建树。到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苏联作家，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奠基人。，全在他的视野之内。《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法国作家雨果的代表作，发表于1862年。冉·阿让、珂赛特、马吕斯是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里冉·阿让的不幸，珂赛特的忧伤，马吕斯的至诚，深深打动着他。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的《保尔和薇吉妮》，赢得了浪漫而富于幻想的13岁孩子内夫塔利·雷耶斯同情的热泪。遍地珍宝的书海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说：“人类智慧的万宝囊破裂了，它洒落在夜色中的特木科。我不吃也不睡，埋头阅读。”在如注的大雨把特木科笼罩的黑夜里，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独自一人在屋里，在书海中漫游。
他像只鸵鸟，一头扎进书堆里，饥不择食地“吞下”所有能拿到手的书。当然，他的阅读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从萨尔加里和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学幻想和冒险小说家。的作品开始。然后是他叔叔奥尔兰多·马松的所有藏书，紧接着是学校图书馆和市立图书馆的藏书。书籍像磁石般吸引着他，他的涉猎范围，很快就远远超出了同龄人。他的法语教师很喜欢这个好读书的孩子，借给他阿尔蒂尔·兰波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象征主义运动的典范，对现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代表作品有散文诗集《灵光集》等。、夏尔·波德莱尔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作品有长诗《恶之华》等。的作品。除了法国作家外，他还读英国作家的作品。一位在市图书馆结识的老诗人被他的勤奋所感动，不断给他介绍书，如易卜生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蓬松·迪泰雷伊蓬松·迪泰雷伊（1829—1871），法国小说家，塑造了罗康博尔这个有名的人物形象。、巴尔加斯·比拉等的作品。所有的作品，他都一视同仁地一口吞下去。他还喜欢把英语诗和法语诗对译，把魏尔兰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1890年左右被年轻的象征派诗人们奉为诗坛魁首。、波德莱尔、保尔弗保尔弗（1872—1960），法国诗人，数十年如一日不懈地写作“巴拉德”（民歌形式的短歌），作品收入总集《法兰西巴拉德》。他的“巴拉德”在法国诗歌史上独具一格。的诗译成西班牙文。他把这视为一种学习的好方法。他请人刻了一枚橡皮图章，在那些写满译诗的纸页上印上内夫塔利·雷耶斯的名字。不久，他就选学了欧洲诗歌这门课程。
当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最杰出的女诗人。1945年9月“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拉丁美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正在特木科女子中学当校长。经常有年轻诗人登门拜访请她指导，他们大部分是中学生。一天，内夫塔利·雷耶斯也带着他的诗上门求教，正巧女诗人不在家。这个沉默寡言的瘦高个儿男孩儿一言不发，耐心地等了3个小时，才失望地离开。但这不是一个肯轻易认输的孩子，第二天他又去了。“真是不巧，”女秘书告诉他，“加夫列拉在家，但她头疼，不能接待客人。”准是这孩子满脸的沮丧和失望感动了她，她亲切地问他有什么事，能不能把他写满诗的练习本留下？“不过，我想和她当面谈谈，我想听到她的意见。”孩子结结巴巴地小声说。秘书请他几个小时后再来看看。几个小时后，孩子准时敲响了米斯特拉尔家的大门。这位身材颀长的夫人来自南方麦哲伦地区白雪皑皑的彭塔阿雷纳斯，在圣地亚哥“花奖赛诗会”上刚荣获了鲜花、桂冠和金质奖章。女诗人亲切地对他点头致意，他的诗她读过了而且也修改过了。她肯定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写的诗。接着，她补充道，她还从来没对任何人做过这样的评价。
她对内夫塔利·雷耶斯说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她把自己最推崇的作家介绍给他。后来她还不时地送几本书给他，全是被她视为世界文学中最不同凡响的俄国文学作品。从此，这些俄国作家就成为内夫塔利·雷耶斯，也是后来的巴勃罗·聂鲁达最喜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他生活的教科书，陪伴了他一生。从这些俄国作家那里，他不但学到了应该怎么写文学作品，而且，懂得了应该怎样认识社会，学会了倾听来自底层的呼号。从此，他那双眼睛总是大睁着，为了看清世上的一切。当他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时，就已经认识到社会的不合理。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就要从一个否定它的大写的“不”字开始。除了读文学书外，他还热心地读那些反专制独裁、抨击不合理社会的政治书籍。他的诗逐渐开始带有一种社会诗人的色彩。1920年，在《南方的森林》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农民的手》，这首诗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它不是这类诗的第一首，但在这首诗中，社会诗人的特点已经非常鲜明。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内夫塔利·雷耶斯的引路人。两位智利伟大诗人的友谊就这样从特木科开始，然后是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在为真理而奔走呼号的数十年共同斗争中，他们结下了经受住艰苦岁月考验的、牢不可破的友谊。20世纪60年代，那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已经去世。在北方安托法加斯塔的一所中学，聂鲁达听孩子们唱以他的诗谱成的歌。一位当地诗人问孩子们：“你们唱的是智利最伟大的诗人的诗吧？”一个小女孩儿回答：“不，我们唱的是聂鲁达先生的诗……智利最伟大的诗人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聂鲁达笑起来，他抚摸着小女孩儿的头对那位诗人说：“我们要去霍萨发特山谷霍萨发特山谷，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墓地。把孩子们的话告诉加夫列拉……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内夫塔利·雷耶斯的诗作写满了一本又一本练习本。他是一个写诗而且致力于发表的极为认真的初学者，他向各种杂志投稿。他最初的诗是一些半押韵的词句。在他的学生练习本上有一首未能免俗的《夜曲》，是在他14岁以前发表的。从此，初学者就开始摸索着前行。1918年，圣地亚哥《跑吧——飞吧》杂志发表了署名内夫塔利·雷耶斯的诗《我的双眼》，在同一年，又发表了他的3首诗。《跑吧——飞吧》不是文学杂志，但它有一个名为“智利缪斯”的专栏专登诗歌。少年诗人先后有十几首诗在那儿发表。他还经常在一些学生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如瓦尔迪维亚的《文化》，瓦尔帕莱索的《永远》，特木科的《南方大森林》。契扬等地的刊物上也不时有他的作品发表。从少年时代开始，内夫塔利·雷耶斯就是各种赛诗会的坚持不懈的参加者。1919年，他以《理想的夜曲》一诗参加离他出生地帕拉尔不远的马乌莱奖花赛诗会，获三等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1920年，他又获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一等奖。
少年诗人沉默寡言，但却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喜欢生活在人群中。从15岁开始，他就是圣地亚哥《光明》杂志在特木科男子中学的代理人和通讯员。1920年，他担任了这个学校的文学协会会长和考廷学生联合会执行秘书。他曾代表特木科男子中学文学协会授予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该协会名誉会长的称号。这个腼腆的少年在这位智利著名女诗人面前紧张得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
和他的腼腆、沉默寡言正好相反，内夫塔利·雷耶斯的文笔尖锐而犀利。作为诗人，他的散文经常被研究家们所忽略。不研究聂鲁达的散文，是不可能全面认识诗人的，散文是他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聂鲁达最早发表的和最后留下的作品都是散文，这就是1917年的《热心和恒心》，1973年的绝笔《回首话沧桑——回忆录》。他的散文形式多样：抒情散文诗、读书札记、随笔、游记、演讲词、创作谈……数量也不小，有100多篇。他的早期散文就表现出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他抨击那些有钱有闲整天在广场上闲逛的“上等人”，称他们是轻浮的、粗俗的、装模作样的花花公子。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的上等人是那些做工的、写作的、读书的，他们才具有高尚的人的尊严。对劳动者被排斥在“好人家”之外的社会偏见，诗人是有切身体会的。他的父亲是个工人——火车司机。按照世俗观点，他算不得好“出身”，他是被打入“另册”的。从十几岁起，他就懂得了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他写道：“你并不孤单，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和你一样，被剥削、受欺凌，但我们是反抗者。”他的散文从一开始就锋芒毕露，显示了那个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
50多年后，1980年3月，聂鲁达早期诗文由他夫人马蒂尔德汇集、智利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注释、巴塞罗那的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汇编集名为《看不见的河流》，这是诗人成名前所写诗文的第一次汇集出版。这部诗文集包括十四行诗、歌谣、哀歌、颂歌共78首，还有散文45篇，分为7辑，每辑有一个标题。
第1辑《早期诗歌》共收短诗35首，其中第一首，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诗人最早的诗作《夜曲》，写于1918年4月18日。它记述了当年那位不满14岁的少年在摇曳的烛光下的沉思：暮色降临，他想到了大海、渔民、爬行的小甲虫、池塘、小溪……对不尽的往事的怀念使他浮想联翩，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第7辑《别人的痛苦》是散文选，其中包括了他1917年7月18日发表于特木科《晨报》上的第一篇文章《热心与恒心》。诗文集中有两首诗是献给诗人母亲的：《月亮》和《为使我母亲安息的谦恭诗行》。在《月亮》一诗中，诗人写道：
她死去，而我已出世。因此
我血管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汇集者从这后一句诗中选取了诗文集的名字。
出版者在《看不见的河流》的序言中写道：
“他（指聂鲁达）早期的诗作和散文都是发表在本省的日报和圣地亚哥的杂志上的。他那时发表过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抄录在3个练习本上，这些练习本以前一直是属于诗人的妹妹劳拉·雷耶斯·坎迪亚个人的。”“尽管所选的一些作品在形式上未臻完美，可是这本书对于聂鲁达作品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作者早熟的才能的一个不可多见的明证。同时本书包含着他成熟阶段全部伟大作品的萌芽：爱情的抒情，大自然的强大的生命力，对弱小者的同情、支持，对不平等社会的激烈反叛，对地方的狭隘爱国狂的批评，甚至包含了诗人晚年所具有的幽默感和一些自传的成分。”
应该感谢《看不见的河流》的汇集出版者，他们为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要想对聂鲁达早年所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乃至他的一生和创作有真正的了解，这部诗文集是不可不读的。
聂鲁达在特木科男子中学学完文科课程，于1920年毕业。他说过：“要是没有萨恰，我永远也别想中学毕业。我始终背不下来那个乘法表。”他称亚历杭德罗·塞拉尼为萨恰，这位后来的民主政治活动家、律师，是诗人中学的好友。聂鲁达当选为男子中学文学协会会长时，萨恰为该会秘书。当年他们经常一起复习功课，译英语诗。众所周知，内夫塔利最怕数学，萨恰花了不少工夫帮他复习。他们选择了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地点，考廷河边。萨恰提议按学校的方式，学习45分钟休息一刻钟。内夫塔利却主张最好倒过来，每学15分钟，休息45分钟。萨恰当然不能让步，照此办理，还叫学习吗？！他们一起复习代数、几何，45分钟真让内夫塔利感到“度日如年”。他的目光常常被河水、岸上的花朵吸引过去。好不容易熬够了45分钟，他冲下河滩，捡那又圆又扁的石头和萨恰比赛打水漂儿。
要上大学首先就得中学毕业，得通过10年级期末考试。可是数学对内夫塔利来说是一堵可怕的、难以逾越的高墙。的确，萨恰费了很大劲帮他学数学，但真正有效地给他帮了大忙的还是校长先生，他“网开三面”让内夫塔利过了数学考试关。也许校长意识到，这个面对方程式、三角形不开窍的小伙子，在文学上却非同寻常。他的才能不是在数学上，而是在文学上。据说数年后在黑岛，已遐迩闻名的聂鲁达，眼镜滑到鼻尖上，用笔在纸上画着问他妹妹：“喂，劳丽达，5乘8等于几？”劳拉·雷耶斯怜悯地看着他，好像学校的老师面对愚不可教的学生，无可奈何地回答：“上帝啊！当然是等于40呀！”不管怎么说，内夫塔利·雷耶斯是过了数学考试关，“表面上做好了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升大学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