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七四章 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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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一到长崎，最先上船的还是检查禁书的。
四个负责检查的日本人看着满满几大箱子的书，全都傻眼了。
这几大箱子书，是刘钰花了好多钱搜集来“送”给日本人的。
精心挑选，其心可“嘉”。
加印了基督教箴言的几何原本、辟邪论、朱子理学教派化的礼教大全、汉尼拔送给他翻译后的《政府论》、《论自由意志》……
要么是精心挑选出的糟粕，要么就是故意把基督教和几何原本等实学绑定的内容，再就是一些能把幕府封建吓出一身冷汗的启蒙思想。
前几年，一个叫中根元圭向幕府大胆建议：凡历术，唐土之法皆疏漏难用，明时西洋历学始入唐土之后，弄清的事情不少。本邦严禁耶稣教，有天主及利玛窦等文字之书，悉在长崎烧毁，有助于历学研究之书甚少，若欲使本邦历学精确，可先缓和严禁。
这个建议被采纳后，大量西学东渐的图书进入日本。
加之明末大乱之后，大顺不用朱子理学、又多学西学实学。
正是西边不亮东边亮、墙里开花墙外香，许多呆板毫不变通的朱子学儒生逃亡日本，朱子理学这些年在日本愈发兴盛。
然而伴随着荻生徂徕的训诂学、实学、西洋书解禁等等缘故，使得朱子理学在日本也受到了极大冲击。
刘钰“不忍”见朱子理学在日本也被冲击，也对日本解禁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书深感“遗憾”，这一次除了带果腹的粮食，还为日本人带来了大量的精神食粮。
尤其是这些年思想大解禁后，对明末思想解禁导致的道德沦丧和享乐主义的反思也有不少，刘钰精心挑选了一些大顺极端道德主义的礼教书籍，专门送来。
再就是让幕府对西方充满恐惧的政府论、自由意志论等书籍。
这些书老百姓是看不到的，肯定是会先送到江户，由江户的儒生们评价，刘钰也不用怕会使其思想启蒙。
虽不说能如欧洲人搞殖民那样，让当地土著“得到了圣经、失去了土地”，但僵化后的朱子理学在日本传播刘钰是乐于看到的。
毕竟可以搞乱日本：朱子理学为意识形态，那么幕府的合法性就大有问题。
只要大顺能够继续往前走，距离如此之近，完全可以把日本再搞回混乱年代。幕府失权、大名独立，足够的外力可以保持这种平衡。
那些更激进的约翰洛克的书，则是为了让幕府害怕，而更加封闭的。
禁书检查的人已经熟悉了刘钰的船队，还和林允文开了个玩笑，说这么多书他们可能要好几个月都要埋头苦读了。
这几艘船都没有贸易信牌，只是因为熟悉了，所以可以先进港。
没多久，长崎奉行就先把刘钰的那几箱子书扣住。
和刘钰见面之后，就安排了人陪着刘钰去一趟江户城。
这条路线是荷兰人每年参江户的路线，时间正好，荷兰人是每年的阳历二月份出发，大约五月份返回，正好和刘钰的时间错开。
他暂时不想和荷兰人打交道，也不想发生什么冲突。
荷兰人造谣的本事挺强的，而且每年还有一次参江户的机会，指不定会怎么和幕府败坏自己。
荷兰人的赌瘾比刘钰要大得多，赌的胆子也比刘钰大。
前朝天启年间的平山常陈事件，荷兰人敢直接扣日本的船，赌上面藏有西班牙的天主教传教士。
冒着被攻击“海盗行为、扣押日本船只”的风险，一举赌赢，借机说明西葡合并的事，使得日本断绝了与葡萄牙的贸易。
无论是对机遇的把握，还是敢于赌上一切的豪赌，都让刘钰对荷兰人充满警惕，至少现在不想与荷兰人发生冲突——平山常陈事件之前，葡萄牙人一直在说荷兰人的海盗行径。如果那一次荷兰人赌输了，船上没有传教士，基本上荷兰就没机会在日本贸易了。
毕竟那是一条日本船，随便扣押检查，日本幕府心里肯定犯嘀咕：葡萄牙人说的没错，这不是海盗这是什么？
然而，赌赢了。
如今经过了百余年的风雨，荷兰人年年都能去江户。据说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也是个开明的，见荷兰人的时候，竟然没有隔着竹帘，而是询问了不少关于航海之类的事。
刘钰知道要是现在就和荷兰人发生冲突，自己肯定不占优势。年年能见，和为了见一面得煞费苦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一行人过了小仓，便换了船，沿着小仓在海上一直航行到大阪，在大阪登陆后走陆路去江户。
沿途馒头等人都扮成跟随的仆从，馒头业务熟练，陪同刘钰同时监视刘钰的武士没看出来任何问题，反倒是赞扬了一下“唐人的仆从远比日本人要更恭谨和细腻”。
沿途的一些敏感的见闻，如军械、士气、炮台、要冲等，刘钰等人也用日本人不可能看得懂的汉语拼音记录下来。
海岸线的地图、濑户内海的航线、暗礁、岛屿等，也用葱汁姜汁画在白纸上。
到了江户后，刘钰便直接去了史世用的家。
这个弓马娴熟的孩儿军密探，如今在江户混的不错，作为“御用”的武士教官，教江户城的一些武士旗本们骑射之法。
在江户城有专门的住所，史世用终究是刘钰送来的，住在他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见面，刘钰先乐了。
史世用穿着一身和服，腰间挂着倭刀，除了没剃月代头，活戳戳一个武士的打扮。
“平成兄！”
“守常兄！”
这几年虽然住在江户，但皇帝认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故而让他的妻子跟随居住。
江户城不准西洋女人居住，也不准西洋女人跟随，但是唐人女子并不在此列，尤其是史世用靠一身本事，已经赢的了足以带着妻子居住于此的地位。两人平日里说话就用汉语，江户城里也有一些当年逃亡到这里的儒生，总算是没有忘记乡音。
史世用见到刘钰极为激动，但没有将所有的激动都表现出来，周围还有外人，便只把熟人相见的那份激动表达了一下。
“守常兄怎么来江户了？”
“啊，参一下幕府将军。暂时就先住在平成兄这里，估计也就半个月就要返回。平成兄在这边可好？”
“好，好得很。”
史世用笑着叫妻子上了茶，便把自己教武士骑射的事一说。
聪明人说话知道该怎么说，并未说的太直白，便把史世用收集到的军备等情况说了出来。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两个人聊了一阵，日本这边也传来消息，让刘钰三日后觐见将军。
待人一走，刘钰便道：“平成兄，这也是我首次来江户，不知可在城外闲逛否？若是可以，不妨出去看看风景。”
史世用闻弦知意，知道在屋里说话不方便，就带着刘钰出去走了走。
知道会有人跟着监视，史世用先带着刘钰去看了看江户城最近风靡的大象。越南阮家前几年给日本送来了日本史上的第一头大象，为了能让大象“觐见天皇”，还给这头大象封了一个“广南从四位白象”的官。
按照刘钰的理解，可能四品官才有资格见天皇？他最不留情，讲了一下“卫懿公好鹤”的故事，史世用放肆大笑。
笑过之后，又领着刘钰到处闲逛，直到选了一处无人的空旷处，史世用便道：“不知是我知无不言只管描述？还是兄问我答？”
“我问你答吧。依你所见，倭人对我朝观感如何？”
史世用苦笑摇头道：“不好。当年逃亡至此的一些人，仍旧认为我朝是流寇，得国不正。”
刘钰亦笑道：“这都是屁话。倭人认为大明得国正，也没见壬辰年就不敢攻朝鲜、取大明。骗骗傻子还好，这个不必在意。”
史世用叹息一声，无奈至极。
“话虽如此，但倭人中也有不少人，对当年没有答应伪明乞师一事，耿耿于怀。当年太宗皇帝效郑伯克段于鄢之事，一直没有全灭伪明，借助伪明借兵之事，斥之为汉奸，一些逃亡至此的儒生也对‘汉奸’二字的评价心怀怨恨。对国朝评价极差。”
“再者，前往长崎贸易的商人，为了得到贸易信牌，什么都说。自然是把倭人猛夸，言语中也多有‘僭越’，更是助长了倭人自大。”
史世用不是商人，而是密探，是站在朝廷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更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人，对于“僭越”这样的事，看得极重。
他平日里接触的人，有不少当年逃亡这里的儒生后代，也算是一种饿死不食周粟的态度。
通过接触，这种隐藏的敌意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大顺和日本的关系，很差。
官方往来完全没有，也就在长崎有些非官方的贸易。
当年大顺为了正统性，用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手段，明明可以先把南明灭掉，却一直不灭，就为了逼南明向外国借兵。
向外国借兵，不可同一而论。
问琉球、缅甸、朝鲜等借兵，这是藩属履行封建义务，无可厚非。
但问日本、教廷借兵，这就可以用来大做文章。
借着借兵一事，用激进的意识形态对南明口诛笔伐，加上大顺刻意扶植的永嘉永康学派的意识形态，彻底击垮了南明的正统性。
这是政治智慧。
黄宗羲曾言，昔年宋亡之际，张世杰遣使借兵、陈宜中亦往占城借兵。故而当时情况，与宋无异。况且唐也曾借回鹘兵，汉奸二字，需再思量。
当时南明朝中也有人说：“日本事成，则割诸岛与之。大海天乾，非比长江，纵然割岛，彼岂能与我争中原哉”。
这事不好评价，穷途末路，自然不能指望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有什么民族意识。
刘钰深知统治阶级的无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后续的几封借兵书，引出了一个大问题。
“恭维日本大国，人皆尚义，人皆有勇，人皆训练弓刃，人皆惯习舟楫，地邻佛国，王识天时……聊效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师。”
“窃慕日本大国，威望隆赫，笼盖诸邦；敬修奏本，请兵三千：一以联唇齿之谊，一以报君父之仇。伏仰德威，发兵相助。”
当时借兵的书信很多，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态度。
之于琉球这样的藩属，是用让藩属履行封建义务的态度。
而这几封借兵书，则用了三个很犯忌讳的词。
“大国”。
“唇齿之谊”。
“聊效七日之哭”。
前者好说，后者这个唇齿之谊和聊效七日之哭，则等同于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自比为秦、楚。
这使得日本很是膨胀，自认自己已经和中国平起平坐了。
当然了，单就这个事而言，刘钰搞得“平等外交”似乎差不多，大哥不说二哥。
单就传统的意识形态，搞平等外交，刘钰背个“汉奸”、“秦桧”的帽子，不冤。
但其实这里面还有个事。
东亚体系之内，没有平等外交，因为都是中华文化圈内的。
和法国、俄国、英国搞平等外交，源于他们不是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所以即便平等也不能怎么样，因为他们夺不了“正统”。
朝贡体系可以转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朝贡体系的范围内，有且只能有一个正统天子，而这个正统天子肯定不可能是西洋人。
中日之间的对等外交，这就还涉及到一个“正统”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是诸侯，日本觉得既然天朝都认可他们是“效七日之哭”乃秦楚关系，那么凭什么中国是天子正统？
搞对外交往，大顺这边的称呼是“天子”。
换言之，不是中国和西洋诸国交往，而是中国加周边藩属的整个帝国，和西洋诸国交往。
朝鲜的皇帝是华夏天子，琉球的皇帝也是华夏天子，对外交往的时候是把整个中华文化圈捏成一团的。
当初对俄条约缔结的时候，刘钰也写的很明确：藩属国没有资格直接和俄国进行任何谈判和接触，这个藩属国在签约的时候，刘钰是包括了日本的，俄国也是接受了的。反正……俄国够不到，当初签的时候也很爽快。
虽然因为实力的关系，日本暂时不可能来争这个正统，但是内部这种“我亦正统”的思想很是流行。
加上当年逃亡的一些儒生定居日本，更为这种道理增加了几分论证。一方面大顺“得国不正”，是饥民起义得的国；另一方面大顺放弃了朱子理学，反而增加了不少西学的内容，更显得大顺失去了“正统”的资格。
也有不少逃亡至此的遗老，鼓吹“正统在日”。日本的儒生也逐渐接受了这种思想，虽无力侵略，却关起门来自萌自爽。
刘钰一直策划的对日一战，一方面是为了搞钱，另一方面也是让大顺从朝贡体系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化的时候，这个藩属范围是包括日本的。
史世用说的这些事，正合刘钰的意。他巴不得史世用对此大为不满，等将来回去后添油加醋呢。<script type="dad9a6d000fa47dab57ab467-text/javascript">show_htm3();</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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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一到长崎，最先上船的还是检查禁书的。
四个负责检查的日本人看着满满几大箱子的书，全都傻眼了。
这几大箱子书，是刘钰花了好多钱搜集来“送”给日本人的。
精心挑选，其心可“嘉”。
加印了基督教箴言的几何原本、辟邪论、朱子理学教派化的礼教大全、汉尼拔送给他翻译后的《政府论》、《论自由意志》……
要么是精心挑选出的糟粕，要么就是故意把基督教和几何原本等实学绑定的内容，再就是一些能把幕府封建吓出一身冷汗的启蒙思想。
前几年，一个叫中根元圭向幕府大胆建议：凡历术，唐土之法皆疏漏难用，明时西洋历学始入唐土之后，弄清的事情不少。本邦严禁耶稣教，有天主及利玛窦等文字之书，悉在长崎烧毁，有助于历学研究之书甚少，若欲使本邦历学精确，可先缓和严禁。
这个建议被采纳后，大量西学东渐的图书进入日本。
加之明末大乱之后，大顺不用朱子理学、又多学西学实学。
正是西边不亮东边亮、墙里开花墙外香，许多呆板毫不变通的朱子学儒生逃亡日本，朱子理学这些年在日本愈发兴盛。
然而伴随着荻生徂徕的训诂学、实学、西洋书解禁等等缘故，使得朱子理学在日本也受到了极大冲击。
刘钰“不忍”见朱子理学在日本也被冲击，也对日本解禁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书深感“遗憾”，这一次除了带果腹的粮食，还为日本人带来了大量的精神食粮。
尤其是这些年思想大解禁后，对明末思想解禁导致的道德沦丧和享乐主义的反思也有不少，刘钰精心挑选了一些大顺极端道德主义的礼教书籍，专门送来。
再就是让幕府对西方充满恐惧的政府论、自由意志论等书籍。
这些书老百姓是看不到的，肯定是会先送到江户，由江户的儒生们评价，刘钰也不用怕会使其思想启蒙。
虽不说能如欧洲人搞殖民那样，让当地土著“得到了圣经、失去了土地”，但僵化后的朱子理学在日本传播刘钰是乐于看到的。
毕竟可以搞乱日本：朱子理学为意识形态，那么幕府的合法性就大有问题。
只要大顺能够继续往前走，距离如此之近，完全可以把日本再搞回混乱年代。幕府失权、大名独立，足够的外力可以保持这种平衡。
那些更激进的约翰洛克的书，则是为了让幕府害怕，而更加封闭的。
禁书检查的人已经熟悉了刘钰的船队，还和林允文开了个玩笑，说这么多书他们可能要好几个月都要埋头苦读了。
这几艘船都没有贸易信牌，只是因为熟悉了，所以可以先进港。
没多久，长崎奉行就先把刘钰的那几箱子书扣住。
和刘钰见面之后，就安排了人陪着刘钰去一趟江户城。
这条路线是荷兰人每年参江户的路线，时间正好，荷兰人是每年的阳历二月份出发，大约五月份返回，正好和刘钰的时间错开。
他暂时不想和荷兰人打交道，也不想发生什么冲突。
荷兰人造谣的本事挺强的，而且每年还有一次参江户的机会，指不定会怎么和幕府败坏自己。
荷兰人的赌瘾比刘钰要大得多，赌的胆子也比刘钰大。
前朝天启年间的平山常陈事件，荷兰人敢直接扣日本的船，赌上面藏有西班牙的天主教传教士。
冒着被攻击“海盗行为、扣押日本船只”的风险，一举赌赢，借机说明西葡合并的事，使得日本断绝了与葡萄牙的贸易。
无论是对机遇的把握，还是敢于赌上一切的豪赌，都让刘钰对荷兰人充满警惕，至少现在不想与荷兰人发生冲突——平山常陈事件之前，葡萄牙人一直在说荷兰人的海盗行径。如果那一次荷兰人赌输了，船上没有传教士，基本上荷兰就没机会在日本贸易了。
毕竟那是一条日本船，随便扣押检查，日本幕府心里肯定犯嘀咕：葡萄牙人说的没错，这不是海盗这是什么？
然而，赌赢了。
如今经过了百余年的风雨，荷兰人年年都能去江户。据说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也是个开明的，见荷兰人的时候，竟然没有隔着竹帘，而是询问了不少关于航海之类的事。
刘钰知道要是现在就和荷兰人发生冲突，自己肯定不占优势。年年能见，和为了见一面得煞费苦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一行人过了小仓，便换了船，沿着小仓在海上一直航行到大阪，在大阪登陆后走陆路去江户。
沿途馒头等人都扮成跟随的仆从，馒头业务熟练，陪同刘钰同时监视刘钰的武士没看出来任何问题，反倒是赞扬了一下“唐人的仆从远比日本人要更恭谨和细腻”。
沿途的一些敏感的见闻，如军械、士气、炮台、要冲等，刘钰等人也用日本人不可能看得懂的汉语拼音记录下来。
海岸线的地图、濑户内海的航线、暗礁、岛屿等，也用葱汁姜汁画在白纸上。
到了江户后，刘钰便直接去了史世用的家。
这个弓马娴熟的孩儿军密探，如今在江户混的不错，作为“御用”的武士教官，教江户城的一些武士旗本们骑射之法。
在江户城有专门的住所，史世用终究是刘钰送来的，住在他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见面，刘钰先乐了。
史世用穿着一身和服，腰间挂着倭刀，除了没剃月代头，活戳戳一个武士的打扮。
“平成兄！”
“守常兄！”
这几年虽然住在江户，但皇帝认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故而让他的妻子跟随居住。
江户城不准西洋女人居住，也不准西洋女人跟随，但是唐人女子并不在此列，尤其是史世用靠一身本事，已经赢的了足以带着妻子居住于此的地位。两人平日里说话就用汉语，江户城里也有一些当年逃亡到这里的儒生，总算是没有忘记乡音。
史世用见到刘钰极为激动，但没有将所有的激动都表现出来，周围还有外人，便只把熟人相见的那份激动表达了一下。
“守常兄怎么来江户了？”
“啊，参一下幕府将军。暂时就先住在平成兄这里，估计也就半个月就要返回。平成兄在这边可好？”
“好，好得很。”
史世用笑着叫妻子上了茶，便把自己教武士骑射的事一说。
聪明人说话知道该怎么说，并未说的太直白，便把史世用收集到的军备等情况说了出来。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两个人聊了一阵，日本这边也传来消息，让刘钰三日后觐见将军。
待人一走，刘钰便道：“平成兄，这也是我首次来江户，不知可在城外闲逛否？若是可以，不妨出去看看风景。”
史世用闻弦知意，知道在屋里说话不方便，就带着刘钰出去走了走。
知道会有人跟着监视，史世用先带着刘钰去看了看江户城最近风靡的大象。越南阮家前几年给日本送来了日本史上的第一头大象，为了能让大象“觐见天皇”，还给这头大象封了一个“广南从四位白象”的官。
按照刘钰的理解，可能四品官才有资格见天皇？他最不留情，讲了一下“卫懿公好鹤”的故事，史世用放肆大笑。
笑过之后，又领着刘钰到处闲逛，直到选了一处无人的空旷处，史世用便道：“不知是我知无不言只管描述？还是兄问我答？”
“我问你答吧。依你所见，倭人对我朝观感如何？”
史世用苦笑摇头道：“不好。当年逃亡至此的一些人，仍旧认为我朝是流寇，得国不正。”
刘钰亦笑道：“这都是屁话。倭人认为大明得国正，也没见壬辰年就不敢攻朝鲜、取大明。骗骗傻子还好，这个不必在意。”
史世用叹息一声，无奈至极。
“话虽如此，但倭人中也有不少人，对当年没有答应伪明乞师一事，耿耿于怀。当年太宗皇帝效郑伯克段于鄢之事，一直没有全灭伪明，借助伪明借兵之事，斥之为汉奸，一些逃亡至此的儒生也对‘汉奸’二字的评价心怀怨恨。对国朝评价极差。”
“再者，前往长崎贸易的商人，为了得到贸易信牌，什么都说。自然是把倭人猛夸，言语中也多有‘僭越’，更是助长了倭人自大。”
史世用不是商人，而是密探，是站在朝廷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更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人，对于“僭越”这样的事，看得极重。
他平日里接触的人，有不少当年逃亡这里的儒生后代，也算是一种饿死不食周粟的态度。
通过接触，这种隐藏的敌意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大顺和日本的关系，很差。
官方往来完全没有，也就在长崎有些非官方的贸易。
当年大顺为了正统性，用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手段，明明可以先把南明灭掉，却一直不灭，就为了逼南明向外国借兵。
向外国借兵，不可同一而论。
问琉球、缅甸、朝鲜等借兵，这是藩属履行封建义务，无可厚非。
但问日本、教廷借兵，这就可以用来大做文章。
借着借兵一事，用激进的意识形态对南明口诛笔伐，加上大顺刻意扶植的永嘉永康学派的意识形态，彻底击垮了南明的正统性。
这是政治智慧。
黄宗羲曾言，昔年宋亡之际，张世杰遣使借兵、陈宜中亦往占城借兵。故而当时情况，与宋无异。况且唐也曾借回鹘兵，汉奸二字，需再思量。
当时南明朝中也有人说：“日本事成，则割诸岛与之。大海天乾，非比长江，纵然割岛，彼岂能与我争中原哉”。
这事不好评价，穷途末路，自然不能指望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有什么民族意识。
刘钰深知统治阶级的无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后续的几封借兵书，引出了一个大问题。
“恭维日本大国，人皆尚义，人皆有勇，人皆训练弓刃，人皆惯习舟楫，地邻佛国，王识天时……聊效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师。”
“窃慕日本大国，威望隆赫，笼盖诸邦；敬修奏本，请兵三千：一以联唇齿之谊，一以报君父之仇。伏仰德威，发兵相助。”
当时借兵的书信很多，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态度。
之于琉球这样的藩属，是用让藩属履行封建义务的态度。
而这几封借兵书，则用了三个很犯忌讳的词。
“大国”。
“唇齿之谊”。
“聊效七日之哭”。
前者好说，后者这个唇齿之谊和聊效七日之哭，则等同于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自比为秦、楚。
这使得日本很是膨胀，自认自己已经和中国平起平坐了。
当然了，单就这个事而言，刘钰搞得“平等外交”似乎差不多，大哥不说二哥。
单就传统的意识形态，搞平等外交，刘钰背个“汉奸”、“秦桧”的帽子，不冤。
但其实这里面还有个事。
东亚体系之内，没有平等外交，因为都是中华文化圈内的。
和法国、俄国、英国搞平等外交，源于他们不是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所以即便平等也不能怎么样，因为他们夺不了“正统”。
朝贡体系可以转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朝贡体系的范围内，有且只能有一个正统天子，而这个正统天子肯定不可能是西洋人。
中日之间的对等外交，这就还涉及到一个“正统”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是诸侯，日本觉得既然天朝都认可他们是“效七日之哭”乃秦楚关系，那么凭什么中国是天子正统？
搞对外交往，大顺这边的称呼是“天子”。
换言之，不是中国和西洋诸国交往，而是中国加周边藩属的整个帝国，和西洋诸国交往。
朝鲜的皇帝是华夏天子，琉球的皇帝也是华夏天子，对外交往的时候是把整个中华文化圈捏成一团的。
当初对俄条约缔结的时候，刘钰也写的很明确：藩属国没有资格直接和俄国进行任何谈判和接触，这个藩属国在签约的时候，刘钰是包括了日本的，俄国也是接受了的。反正……俄国够不到，当初签的时候也很爽快。
虽然因为实力的关系，日本暂时不可能来争这个正统，但是内部这种“我亦正统”的思想很是流行。
加上当年逃亡的一些儒生定居日本，更为这种道理增加了几分论证。一方面大顺“得国不正”，是饥民起义得的国；另一方面大顺放弃了朱子理学，反而增加了不少西学的内容，更显得大顺失去了“正统”的资格。
也有不少逃亡至此的遗老，鼓吹“正统在日”。日本的儒生也逐渐接受了这种思想，虽无力侵略，却关起门来自萌自爽。
刘钰一直策划的对日一战，一方面是为了搞钱，另一方面也是让大顺从朝贡体系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化的时候，这个藩属范围是包括日本的。
史世用说的这些事，正合刘钰的意。他巴不得史世用对此大为不满，等将来回去后添油加醋呢。<script type="dad9a6d000fa47dab57ab467-text/javascript">show_htm3();</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