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六章 陶渊明往事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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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去世的消息传到了京都建康(今南京市)，他的忘年挚友，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著名诗人颜延之悲痛万分，经与渊明在京的朋友商量，根据诗人安贫乐道，坚守节操的品格，给渊明私下加了个“靖节”的谥号，并且满怀深情地写下了《陶征士诔并序》。
到了梁代，昭明太子可以算是诗人的一个真正知音，他不仅汇集了诗人的遗闻轶事，写成了颇为详细的《陶渊明传》，而且又广泛的收集了诗人的遗文，在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年)诗人逝世百年之际，编成《陶渊明集》，并亲自撰写了长序，对诗人高尚的人品以及卓越的文学创作成就进行了全面地总结，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安贫乐道，不慕荣华富贵，不与污浊社会同流合污的崇高品质，以及文学创作上的伟大成就愈来愈得到人们广泛的崇敬与赞赏，陶渊明现存诗120多首，还有一些散文和辞赋如《搜神后记》等，其中的《桃花源记》和诗，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就比西方设想的《伊甸园》要早一千多年。陶渊明的诗歌中一大部分是所谓“田园诗”，它描绘了作者归隐后的农村生活，反映了作者讨厌官场宁愿归隐的思想感情，有美好的农村风光，有诗人鲜明的个性。这种描景抒情的写作方法对后世作家有广泛的影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显然与陶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精神有联系；白居易、苏轼等在朝野斗争受到挫折时，也都用陶诗来安慰自己。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的田园诗，扩大了诗歌题材的范围，为后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等所推崇。我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是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蓠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除了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在波涛汹涌的长江南岸，有一个取“大江东流”为名的千年古镇，因东晋末年的伟大田园诗人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号靖节先生)，在任彭泽县令时，来这里种菊、采菊、赏菊、赋菊，而名传千古。
据史志载：“东流本彭泽东北境，晋彭泽令陶潜菊所也”。陶渊明大约在公元406年任彭泽县令，那时东流是彭泽属下的黄，菊乡，这里因濒临长江，空气湿润，又是一片低矮丘陵地，宜于木竹花卉的生长，尤以菊花为盛。每逢金秋时节，各种菊花应时开放，贵则登堂入室，俗乃露天野生，登上江岸，放眼望去，满目皆菊，黄澄澄、金灿灿的一片，空气中也氤氲着浓郁的清香。这些黄，菊将它冷艳的圣洁美与雍容的华贵美集于一身，因美而具有诗质。陶渊明任彭泽令时才41岁，在此之前也曾几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等一类小官，由于看不惯官场的腐败黑暗，很久就萌生了避开世俗社会的想法，他一到东流，见了这般美景，正合自己心境，于是喜不自胜地在城南选了一处菊所，时常“日驻彭泽，夜宿东流”，把酒赋诗，借菊咏怀，前前后后写下了《九日闲居》、《劝农》等诗篇，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后来郡里派了一个督邮来县，县吏叫他束带迎接，他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授去职，赋《归去来辞》，从此弃官不做，归居故里，过上了一种特立独行、躬耕苦作、自食其力的“隐士”生活。
陶渊明在彭泽任上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而大部分时间都是驻足东流，东流人从陶公艺菊的短暂时光中，看到了这位著名诗人的诗章品德，当陶渊明弃官归隐的消息传来。东流人十分惋惜和思念这位可亲可敬的父母官，公元427年，当人们得知陶公仙逝的消息时，民间按照食菊花乘云升天，得道成仙的传说，把陶公说成是菊花所化，称他为“谪仙”。那些敬仰陶公的乡绅名流纷纷吟诗作对赞颂他，有联曰：“看不惯便去，足见先生节操；吟得好才留，竟开后世诗风”。“厌弃官场，五斗自除彭泽令；乐吟田里，一辞独擅晋文章”。东流于五代南唐时单独建县，此后的历代清明县官也以陶公的“亮节”、“仙才”为楷模，有的还亲自作联警策自己，并贴在县衙的大门上，有联曰：“宰邑应思元亮节，为官尤仰谪仙才”，“谪仙遗迹已千年，看池上青莲，瓣香谁续；陶令到官未百日，幸洲中黄，菊，生气还存。”并将东流誉为“菊邑”，那段“沧江百折来，及此始东流”的长江称之为“菊江”。陶因菊升华了自己的境界，菊又因陶而变成了一种精神，历朝历代有许多文人墨客为此写下了不少赞美诗。唐、元祯赋诗曰：“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蓠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宋、朱淑贞赋诗曰：“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东风”。明代杨季芳在《菊台》诗中更加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的见解，诗曰：“陶公非是爱黄花，花与陶公本一家；懒向春风亮丽色，自甘秋露缀英华。”这些楹联、诗作，把菊花的素雅、高洁和傲霜的品格，喻为陶公的清风傲骨，所以陶渊明东流艺菊成了历史上一段千古佳话。
从东晋末年之后，祖祖辈辈的东流人都把大诗人陶渊明在东流艺菊的这段历史看成僻邑的光彩，利用各种方式弘扬陶公的德行道艺，或诗寄情怀、或借以教化于民。相传东流城南有一名叫康节邵的乡绅，曾仿虞文靖之所为，作小斋二：东曰陶斋，西曰邵斋，不图衰老斥谴之余，得履先生旧游之地。东流立县后，不仅将陶公艺菊的历史载入了本县史册，而且开始建祠祀之。陶公祠始建年代无考，复建于明弘治三年(1490)，距今已有511年。当时东流知县进士杨季芳因敬慕先生的高风亮节，先作祠堂于学宫之侧，立主以祀，后得工部郎中毛应奎例纸六千易甓石，继在当年先生种菊的菊所故址建起了陶靖节祠(俗名陶公祠)，还在临江处建了一座菊江亭(又名望江楼)，以供游人赏花游览。《明·言芳陶靖节祠记》中写道：“先生不幸生于圣人千百年之后，徒想望圣人于寐寤之间，形于诗咏，盖于圣人异时同趋者也，祠列殿侧，义固不忒将更其神主以栗复龛以妥厥灵焉”。陶公从此被擢拨为神，享受四时之祀。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的陶公祠与菊江亭，蔚为壮观，祠内四周通达，中为龛，安靖节神主，前设香案，祠前为厂亭，亭前为月台，宽广各数丈，周围垒砖为垣，临江为坊，坊外丛植菊。岁月悠悠，风雨流年，陶公祠随后又经历了明万历六年(1573)知县陈春创筑东流县城墙，重建菊江亭时，移祠于亭侧，清乾隆42年(1777)东流南门外建秀峰塔时，并建学舍10间，又将陶公祠移之于学舍一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座落在城南小丘牛头山上的陶公祠就在原来的学舍旧址上，这座祠，经过1981、2000年两次修葺，已是面貌一新，祠前是缓缓流淌的菊江，祠后是巍峨古朴的秀峰塔，祠左是绿野碧波的七里湖，祠右是波光粼粼的学湖，陶祠前方的南山——大历山，也是茂林修竹，寺庙深深，已被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祠，一进三间，粉墙青瓦，松竹掩映，入院门有鹅卵石径通后院，径两旁有五柳、花圃和百余盆时令花卉，正厅高悬“松菊犹存”匾额，两边墙壁上挂上了八幅耐久的烫字烫画，中间安放着一尊高丈余的陶公塑像，只见先生像一位禅机了悟的佛祖菩萨，手持书卷，端坐在那里，正以一种清傲之气，面对着菊江和永远盛开的菊花，细细诉说着千百年来的时事沧桑。
后人仰慕陶公的不朽声名，尊封陶公为“隐逸诗人之宗”，特别是先生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人间天堂，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撩拨着多少人去追寻那美好的梦。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墨客，船行长江，见岸旁有座陶公祠，纷纷弃船登岸，前往凭吊拜谒先生，并留下不少珍贵诗文，其中有昭明太子、辛弃疾、朱熹、梅尧臣、范仲淹、于谦等，明、于谦在《过菊江》诗中曰：“杖履逍遥五柳旁，一辞独擅晋文章。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未完待续）
陶渊明去世的消息传到了京都建康(今南京市)，他的忘年挚友，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著名诗人颜延之悲痛万分，经与渊明在京的朋友商量，根据诗人安贫乐道，坚守节操的品格，给渊明私下加了个“靖节”的谥号，并且满怀深情地写下了《陶征士诔并序》。
到了梁代，昭明太子可以算是诗人的一个真正知音，他不仅汇集了诗人的遗闻轶事，写成了颇为详细的《陶渊明传》，而且又广泛的收集了诗人的遗文，在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年)诗人逝世百年之际，编成《陶渊明集》，并亲自撰写了长序，对诗人高尚的人品以及卓越的文学创作成就进行了全面地总结，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安贫乐道，不慕荣华富贵，不与污浊社会同流合污的崇高品质，以及文学创作上的伟大成就愈来愈得到人们广泛的崇敬与赞赏，陶渊明现存诗120多首，还有一些散文和辞赋如《搜神后记》等，其中的《桃花源记》和诗，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就比西方设想的《伊甸园》要早一千多年。陶渊明的诗歌中一大部分是所谓“田园诗”，它描绘了作者归隐后的农村生活，反映了作者讨厌官场宁愿归隐的思想感情，有美好的农村风光，有诗人鲜明的个性。这种描景抒情的写作方法对后世作家有广泛的影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显然与陶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精神有联系；白居易、苏轼等在朝野斗争受到挫折时，也都用陶诗来安慰自己。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的田园诗，扩大了诗歌题材的范围，为后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等所推崇。我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是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蓠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除了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在波涛汹涌的长江南岸，有一个取“大江东流”为名的千年古镇，因东晋末年的伟大田园诗人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号靖节先生)，在任彭泽县令时，来这里种菊、采菊、赏菊、赋菊，而名传千古。
据史志载：“东流本彭泽东北境，晋彭泽令陶潜菊所也”。陶渊明大约在公元406年任彭泽县令，那时东流是彭泽属下的黄，菊乡，这里因濒临长江，空气湿润，又是一片低矮丘陵地，宜于木竹花卉的生长，尤以菊花为盛。每逢金秋时节，各种菊花应时开放，贵则登堂入室，俗乃露天野生，登上江岸，放眼望去，满目皆菊，黄澄澄、金灿灿的一片，空气中也氤氲着浓郁的清香。这些黄，菊将它冷艳的圣洁美与雍容的华贵美集于一身，因美而具有诗质。陶渊明任彭泽令时才41岁，在此之前也曾几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等一类小官，由于看不惯官场的腐败黑暗，很久就萌生了避开世俗社会的想法，他一到东流，见了这般美景，正合自己心境，于是喜不自胜地在城南选了一处菊所，时常“日驻彭泽，夜宿东流”，把酒赋诗，借菊咏怀，前前后后写下了《九日闲居》、《劝农》等诗篇，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后来郡里派了一个督邮来县，县吏叫他束带迎接，他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授去职，赋《归去来辞》，从此弃官不做，归居故里，过上了一种特立独行、躬耕苦作、自食其力的“隐士”生活。
陶渊明在彭泽任上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而大部分时间都是驻足东流，东流人从陶公艺菊的短暂时光中，看到了这位著名诗人的诗章品德，当陶渊明弃官归隐的消息传来。东流人十分惋惜和思念这位可亲可敬的父母官，公元427年，当人们得知陶公仙逝的消息时，民间按照食菊花乘云升天，得道成仙的传说，把陶公说成是菊花所化，称他为“谪仙”。那些敬仰陶公的乡绅名流纷纷吟诗作对赞颂他，有联曰：“看不惯便去，足见先生节操；吟得好才留，竟开后世诗风”。“厌弃官场，五斗自除彭泽令；乐吟田里，一辞独擅晋文章”。东流于五代南唐时单独建县，此后的历代清明县官也以陶公的“亮节”、“仙才”为楷模，有的还亲自作联警策自己，并贴在县衙的大门上，有联曰：“宰邑应思元亮节，为官尤仰谪仙才”，“谪仙遗迹已千年，看池上青莲，瓣香谁续；陶令到官未百日，幸洲中黄，菊，生气还存。”并将东流誉为“菊邑”，那段“沧江百折来，及此始东流”的长江称之为“菊江”。陶因菊升华了自己的境界，菊又因陶而变成了一种精神，历朝历代有许多文人墨客为此写下了不少赞美诗。唐、元祯赋诗曰：“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蓠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宋、朱淑贞赋诗曰：“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东风”。明代杨季芳在《菊台》诗中更加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的见解，诗曰：“陶公非是爱黄花，花与陶公本一家；懒向春风亮丽色，自甘秋露缀英华。”这些楹联、诗作，把菊花的素雅、高洁和傲霜的品格，喻为陶公的清风傲骨，所以陶渊明东流艺菊成了历史上一段千古佳话。
从东晋末年之后，祖祖辈辈的东流人都把大诗人陶渊明在东流艺菊的这段历史看成僻邑的光彩，利用各种方式弘扬陶公的德行道艺，或诗寄情怀、或借以教化于民。相传东流城南有一名叫康节邵的乡绅，曾仿虞文靖之所为，作小斋二：东曰陶斋，西曰邵斋，不图衰老斥谴之余，得履先生旧游之地。东流立县后，不仅将陶公艺菊的历史载入了本县史册，而且开始建祠祀之。陶公祠始建年代无考，复建于明弘治三年(1490)，距今已有511年。当时东流知县进士杨季芳因敬慕先生的高风亮节，先作祠堂于学宫之侧，立主以祀，后得工部郎中毛应奎例纸六千易甓石，继在当年先生种菊的菊所故址建起了陶靖节祠(俗名陶公祠)，还在临江处建了一座菊江亭(又名望江楼)，以供游人赏花游览。《明·言芳陶靖节祠记》中写道：“先生不幸生于圣人千百年之后，徒想望圣人于寐寤之间，形于诗咏，盖于圣人异时同趋者也，祠列殿侧，义固不忒将更其神主以栗复龛以妥厥灵焉”。陶公从此被擢拨为神，享受四时之祀。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的陶公祠与菊江亭，蔚为壮观，祠内四周通达，中为龛，安靖节神主，前设香案，祠前为厂亭，亭前为月台，宽广各数丈，周围垒砖为垣，临江为坊，坊外丛植菊。岁月悠悠，风雨流年，陶公祠随后又经历了明万历六年(1573)知县陈春创筑东流县城墙，重建菊江亭时，移祠于亭侧，清乾隆42年(1777)东流南门外建秀峰塔时，并建学舍10间，又将陶公祠移之于学舍一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座落在城南小丘牛头山上的陶公祠就在原来的学舍旧址上，这座祠，经过1981、2000年两次修葺，已是面貌一新，祠前是缓缓流淌的菊江，祠后是巍峨古朴的秀峰塔，祠左是绿野碧波的七里湖，祠右是波光粼粼的学湖，陶祠前方的南山——大历山，也是茂林修竹，寺庙深深，已被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祠，一进三间，粉墙青瓦，松竹掩映，入院门有鹅卵石径通后院，径两旁有五柳、花圃和百余盆时令花卉，正厅高悬“松菊犹存”匾额，两边墙壁上挂上了八幅耐久的烫字烫画，中间安放着一尊高丈余的陶公塑像，只见先生像一位禅机了悟的佛祖菩萨，手持书卷，端坐在那里，正以一种清傲之气，面对着菊江和永远盛开的菊花，细细诉说着千百年来的时事沧桑。
后人仰慕陶公的不朽声名，尊封陶公为“隐逸诗人之宗”，特别是先生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人间天堂，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撩拨着多少人去追寻那美好的梦。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墨客，船行长江，见岸旁有座陶公祠，纷纷弃船登岸，前往凭吊拜谒先生，并留下不少珍贵诗文，其中有昭明太子、辛弃疾、朱熹、梅尧臣、范仲淹、于谦等，明、于谦在《过菊江》诗中曰：“杖履逍遥五柳旁，一辞独擅晋文章。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