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自毁长城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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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暗无天日，黑白不分，派系林立，党争不断。
姚世安原是四川金堂云顶山（今成都金堂县）统制（相当于军分区一级），其和南宋名将余玠矛盾颇深。
宋理宗淳佑十年，时任兵部尚书、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的余玠准备将姚世安调任戎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
余玠亲自前往，而姚世安自持和谢方叔关系密切，遂“闭门不见”。
一个小小的统制就敢违抗余玠的军令。
宝佑元年（1253年）年余玠被罢官之后，愤懑成疾，支撑起大宋半壁江山的一代名将忧愤而死，时年五十六岁。
（五年后，也就是宝佑六年即1258年，云顶城守将姚世安出降。）
以一己之力构筑起闻名遐迩的山城防御体系（又称钓鱼城防御体系）的一代名将余玠就此黯然谢幕。
山城防御系统的核心指挥部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街道的巴县衙门（此指挥部于2010年考古发现）；次级以钓鱼城、白帝城、泸州神臂城为主；三级有南充苦竹隘等关隘为主。
一时间，四川东南西北出现了无数座山城堡垒，最着名的就是“川中八柱”。
八柱：剑阁苦竹寨（广元剑阁县），苍溪大获城（广元苍溪县），金堂云顶城（成都金堂县），通江得汉城（巴中通江县），南充青居城（南充高坪区），蓬安运山城（南充蓬安县），合川钓鱼城（重庆合川区），奉节白帝城（重庆奉节县）。
不得不说，余玠的山城防御系统真牛逼。
其继任者王坚更是依托坚不可摧的钓鱼城直接干死了蒙哥汗。钓鱼城甚至一直坚持到崖山海战之前，蒙元都毫无办法。
余玠之死和姚世安脱不了干系，只不过姚世安是个小角色罢了，真正的大头在于宰相谢方叔。
余玠是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赵葵的人，而谢方叔和赵葵又是死敌。
一方是主战派，一方就不用“主和”这个词了，直接用投降派更合适一点。
双方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余玠的功劳越大，赵葵的位置就越稳当。余玠在战场上的胜利，就是赵葵的胜利；反过来余玠的失败，就是赵葵的失败。
余玠的防御体系越完善，越是谢方叔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就着这一段时期，狗杂子姚世安出现了，在四川忙着搜集证据。
谢方叔、徐清叟趁机诬告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拥兵自重，图谋不轨。
“图谋不轨”这个词在宋朝那是相当严重的。
当年赵普的那句话：“陛下不也曾是周世宗的忠臣？”赵普怒怼赵匡胤的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整个宋朝三百年之久。
余玠给儿子取名余如孙，甚至连这个名字都成为一代名将的罪名之一。
“孙”，孙权也……映射余玠有割据称王的野心。
真是奸臣当道，张嘴呼吸都特么的是有罪的。
谢方叔与赵葵、余玠的争斗，导致川蜀战事危急，南宋的形势急转直下。
余玠含冤而死，谢方叔安度晚年。历史这玩意儿就是这么让人草蛋。
但凡为了朝廷，为了国家能够做点事的，就踏马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后世评价：“玠死之后，不特蜀非宋有，而国祚亦从可知矣。”
南宋一次又一次的自毁长城。
孟珙、余玠、王坚……都是如此。
四川虓将张珏（jue，二声）誓死不降，自杀而亡。
其结果就是，自毁长城终灭亡！
了解了这些，或许我等凡人便能够明白蒙英昴之流是多么的心灰意冷，或许也能够理解蒙英昴内心的悲哀吧。
这便是赵昺为什么力排众议非要启用蒙英昴这么一个“逃避责任”之人的原因。
……
城门口，姚世安望着这颗狰狞的人头，表情很是凝重，问道：“查清楚了么？究竟是何人所为？”
“回督官，属下亲自打探，已经查明张校尉死于静江路以北十里外的一处山谷中，随行的三百八十六人，无一生还。而且……”姚世安手下的一名参议想起山谷之中的惨状，颤颤巍巍地说道。
“而且什么！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姚世安一想到死了这么多人，光这烧埋银都要花上不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是，督官息怒，属下仔仔细细地查看了每一人的伤口，无一例外全都不是死于刀剑之下。”
此刻，参议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猜测，但因为空口无凭，又不能乱说。毕竟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一顶谎报军情的帽子，绝对是自己吃罪不起的。
“不是死于刀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姚世安不耐烦地问道。
“回督官，确实不是死于刀剑，虽然所有人身上都有用刀刺过的痕迹，但通过仵作验尸，绝大多数的刀伤都是死亡之后补上去的。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属下以为是为了不留活口。”
参议站在一旁，弯着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讲述着。
说到仵作，不得不提宋朝的一位名人——宋慈。
在他的《洗冤集录》有关于刀伤的明确记载：“活人被杀者，其受刃处，皮肉紧缩，四畔有血癊。死人被割尸首者，皮肉如旧，血不灌瘀，皮不紧缩，刀尽处无血流。”
（癊，yin，一声，血迹、淤血之意。）
简单来说，死前挨刀血流流动，伤口侧面呈现红色；死后血液停止流动，伤口呈现白色。
最简单的一项就是通过刀口的方向判断是左手还是右手持刀。
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成书的《洗冤集录》是全世界第一部法医学巨着，可以说对后世影响相当深刻。后世诸多的法医学着作都以为《洗冤集录》为蓝本，加以注释，或增补。
毫不夸张的讲，一部《洗冤录》后世之圭臬。
姚世安把人头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仔细地观察着。
姚世安作为一名武将，也是见多识广的。
未几，点点头。
“督官，事已至此，如何善后？”参议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以为当如何是好？”
“属下以为，此事已经人尽皆知，恐怕是瞒不住的，督官当早做打算。”
参议在心里暗骂了一句老不死的，什么事都让我说，有功的时候是你的，出了纰漏老子岂不成了那背锅之人。
“那就如实上报吧，你先写个文书，带本官看过之后，发往潭州吧。”姚世安见此人不上道，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长沙古称潭州，此时为蒙元湖广行省的治所所在地。历史上两年后，也就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下令将治所迁往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
鄂州，“鄂州”，武昌，“武昌”，这两个地名相当绕嘴，前文第247章有详细的介绍。
此时的湖广行省最高长官是平章政事史格。
早在三年前，德佑二年，临安沦陷之后，阿里海牙便亲率八万大军攻陷静江府，以史格为广南西道宣慰使，留置静江（桂林）。
史格，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蒙古汉军世家出身。其父为蒙古国和元朝初年名将史天泽，其祖父史秉直在铁木真时期便投降蒙古。
史家是当地土豪，铁木真南下之时，便率数千人归降，随行百姓更是多达十余万人，这些人口、财富便是史家崛起的根本所在。
史天泽及其家族在蒙元初年更是显赫一时，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时汉族显贵的代表人物。
这些汉军世家是蒙元灭亡南宋的一股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也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其中以张弘范、刘深、史格等人为代表。也包括刘整、范文虎、吕文焕这些投降的原南宋武将。
这些人构成了灭亡南宋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虽然忽必烈作为人生的赢家，掌握了蒙古国的大权，后来更是建立了元朝，但其代价是直接导致了蒙古上层贵族之间的分裂。
四大汗国不再效忠于对忽必烈。
以至于在忽必烈对南宋用兵的数十年间，没有得到来自四大汗国的任何支持。相反，四大汗国趁着忽必烈南下之际，不断的在其后方搞事。
说到蒙元的汉军世家，就不能不提到蒙元的上层结构。
蒙元王朝以蒙古贵族为首，由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参加的封建政权。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由蒙古、色目和汉人三种人组成。
蒙古人拥有特权，位于权力的最顶端。利用汉人、色目人主管实际上的政务，互相牵制，分而划之。
开国皇帝忽必烈在蒙元十一帝中是少有的崇尚汉文化的，可以说这一点在蒙古贵族里面相当罕见，其弟弟阿里不哥就比较排斥汉文化。
蒙古人尚武，从铁木真时期就认为武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即便是对于忽必烈个人而言，其崇尚汉文化的原因也只是为了更快的灭亡南宋以及更好的驾驭手下的汉臣。
1260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召开忽里台即大汗位。同年五月在漠北的阿里不哥被本土蒙古贵族推举为大汗。
在这四年时间里，蒙古有两位大汗并在。
帮助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的主力依然是其手下的汉军。
直到李璮叛乱之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忌开始加深，加之蒙古贵族本就不喜欢汉文化。
此时的忽必烈从推崇汉文化也变得消极起来，这个时候，色目人阿合马趁机攫取权力，擅权暴政最终引发大都的暴动。
大都暴动说到底，还是汉人官僚集团和色目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有元一代，蒙古、色目、汉人官员之间的矛盾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南宋末年暗无天日，黑白不分，派系林立，党争不断。
姚世安原是四川金堂云顶山（今成都金堂县）统制（相当于军分区一级），其和南宋名将余玠矛盾颇深。
宋理宗淳佑十年，时任兵部尚书、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的余玠准备将姚世安调任戎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
余玠亲自前往，而姚世安自持和谢方叔关系密切，遂“闭门不见”。
一个小小的统制就敢违抗余玠的军令。
宝佑元年（1253年）年余玠被罢官之后，愤懑成疾，支撑起大宋半壁江山的一代名将忧愤而死，时年五十六岁。
（五年后，也就是宝佑六年即1258年，云顶城守将姚世安出降。）
以一己之力构筑起闻名遐迩的山城防御体系（又称钓鱼城防御体系）的一代名将余玠就此黯然谢幕。
山城防御系统的核心指挥部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街道的巴县衙门（此指挥部于2010年考古发现）；次级以钓鱼城、白帝城、泸州神臂城为主；三级有南充苦竹隘等关隘为主。
一时间，四川东南西北出现了无数座山城堡垒，最着名的就是“川中八柱”。
八柱：剑阁苦竹寨（广元剑阁县），苍溪大获城（广元苍溪县），金堂云顶城（成都金堂县），通江得汉城（巴中通江县），南充青居城（南充高坪区），蓬安运山城（南充蓬安县），合川钓鱼城（重庆合川区），奉节白帝城（重庆奉节县）。
不得不说，余玠的山城防御系统真牛逼。
其继任者王坚更是依托坚不可摧的钓鱼城直接干死了蒙哥汗。钓鱼城甚至一直坚持到崖山海战之前，蒙元都毫无办法。
余玠之死和姚世安脱不了干系，只不过姚世安是个小角色罢了，真正的大头在于宰相谢方叔。
余玠是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赵葵的人，而谢方叔和赵葵又是死敌。
一方是主战派，一方就不用“主和”这个词了，直接用投降派更合适一点。
双方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余玠的功劳越大，赵葵的位置就越稳当。余玠在战场上的胜利，就是赵葵的胜利；反过来余玠的失败，就是赵葵的失败。
余玠的防御体系越完善，越是谢方叔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就着这一段时期，狗杂子姚世安出现了，在四川忙着搜集证据。
谢方叔、徐清叟趁机诬告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拥兵自重，图谋不轨。
“图谋不轨”这个词在宋朝那是相当严重的。
当年赵普的那句话：“陛下不也曾是周世宗的忠臣？”赵普怒怼赵匡胤的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整个宋朝三百年之久。
余玠给儿子取名余如孙，甚至连这个名字都成为一代名将的罪名之一。
“孙”，孙权也……映射余玠有割据称王的野心。
真是奸臣当道，张嘴呼吸都特么的是有罪的。
谢方叔与赵葵、余玠的争斗，导致川蜀战事危急，南宋的形势急转直下。
余玠含冤而死，谢方叔安度晚年。历史这玩意儿就是这么让人草蛋。
但凡为了朝廷，为了国家能够做点事的，就踏马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后世评价：“玠死之后，不特蜀非宋有，而国祚亦从可知矣。”
南宋一次又一次的自毁长城。
孟珙、余玠、王坚……都是如此。
四川虓将张珏（jue，二声）誓死不降，自杀而亡。
其结果就是，自毁长城终灭亡！
了解了这些，或许我等凡人便能够明白蒙英昴之流是多么的心灰意冷，或许也能够理解蒙英昴内心的悲哀吧。
这便是赵昺为什么力排众议非要启用蒙英昴这么一个“逃避责任”之人的原因。
……
城门口，姚世安望着这颗狰狞的人头，表情很是凝重，问道：“查清楚了么？究竟是何人所为？”
“回督官，属下亲自打探，已经查明张校尉死于静江路以北十里外的一处山谷中，随行的三百八十六人，无一生还。而且……”姚世安手下的一名参议想起山谷之中的惨状，颤颤巍巍地说道。
“而且什么！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姚世安一想到死了这么多人，光这烧埋银都要花上不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是，督官息怒，属下仔仔细细地查看了每一人的伤口，无一例外全都不是死于刀剑之下。”
此刻，参议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猜测，但因为空口无凭，又不能乱说。毕竟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一顶谎报军情的帽子，绝对是自己吃罪不起的。
“不是死于刀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姚世安不耐烦地问道。
“回督官，确实不是死于刀剑，虽然所有人身上都有用刀刺过的痕迹，但通过仵作验尸，绝大多数的刀伤都是死亡之后补上去的。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属下以为是为了不留活口。”
参议站在一旁，弯着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讲述着。
说到仵作，不得不提宋朝的一位名人——宋慈。
在他的《洗冤集录》有关于刀伤的明确记载：“活人被杀者，其受刃处，皮肉紧缩，四畔有血癊。死人被割尸首者，皮肉如旧，血不灌瘀，皮不紧缩，刀尽处无血流。”
（癊，yin，一声，血迹、淤血之意。）
简单来说，死前挨刀血流流动，伤口侧面呈现红色；死后血液停止流动，伤口呈现白色。
最简单的一项就是通过刀口的方向判断是左手还是右手持刀。
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成书的《洗冤集录》是全世界第一部法医学巨着，可以说对后世影响相当深刻。后世诸多的法医学着作都以为《洗冤集录》为蓝本，加以注释，或增补。
毫不夸张的讲，一部《洗冤录》后世之圭臬。
姚世安把人头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仔细地观察着。
姚世安作为一名武将，也是见多识广的。
未几，点点头。
“督官，事已至此，如何善后？”参议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以为当如何是好？”
“属下以为，此事已经人尽皆知，恐怕是瞒不住的，督官当早做打算。”
参议在心里暗骂了一句老不死的，什么事都让我说，有功的时候是你的，出了纰漏老子岂不成了那背锅之人。
“那就如实上报吧，你先写个文书，带本官看过之后，发往潭州吧。”姚世安见此人不上道，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长沙古称潭州，此时为蒙元湖广行省的治所所在地。历史上两年后，也就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下令将治所迁往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
鄂州，“鄂州”，武昌，“武昌”，这两个地名相当绕嘴，前文第247章有详细的介绍。
此时的湖广行省最高长官是平章政事史格。
早在三年前，德佑二年，临安沦陷之后，阿里海牙便亲率八万大军攻陷静江府，以史格为广南西道宣慰使，留置静江（桂林）。
史格，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蒙古汉军世家出身。其父为蒙古国和元朝初年名将史天泽，其祖父史秉直在铁木真时期便投降蒙古。
史家是当地土豪，铁木真南下之时，便率数千人归降，随行百姓更是多达十余万人，这些人口、财富便是史家崛起的根本所在。
史天泽及其家族在蒙元初年更是显赫一时，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时汉族显贵的代表人物。
这些汉军世家是蒙元灭亡南宋的一股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也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其中以张弘范、刘深、史格等人为代表。也包括刘整、范文虎、吕文焕这些投降的原南宋武将。
这些人构成了灭亡南宋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虽然忽必烈作为人生的赢家，掌握了蒙古国的大权，后来更是建立了元朝，但其代价是直接导致了蒙古上层贵族之间的分裂。
四大汗国不再效忠于对忽必烈。
以至于在忽必烈对南宋用兵的数十年间，没有得到来自四大汗国的任何支持。相反，四大汗国趁着忽必烈南下之际，不断的在其后方搞事。
说到蒙元的汉军世家，就不能不提到蒙元的上层结构。
蒙元王朝以蒙古贵族为首，由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参加的封建政权。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由蒙古、色目和汉人三种人组成。
蒙古人拥有特权，位于权力的最顶端。利用汉人、色目人主管实际上的政务，互相牵制，分而划之。
开国皇帝忽必烈在蒙元十一帝中是少有的崇尚汉文化的，可以说这一点在蒙古贵族里面相当罕见，其弟弟阿里不哥就比较排斥汉文化。
蒙古人尚武，从铁木真时期就认为武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即便是对于忽必烈个人而言，其崇尚汉文化的原因也只是为了更快的灭亡南宋以及更好的驾驭手下的汉臣。
1260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召开忽里台即大汗位。同年五月在漠北的阿里不哥被本土蒙古贵族推举为大汗。
在这四年时间里，蒙古有两位大汗并在。
帮助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的主力依然是其手下的汉军。
直到李璮叛乱之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忌开始加深，加之蒙古贵族本就不喜欢汉文化。
此时的忽必烈从推崇汉文化也变得消极起来，这个时候，色目人阿合马趁机攫取权力，擅权暴政最终引发大都的暴动。
大都暴动说到底，还是汉人官僚集团和色目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有元一代，蒙古、色目、汉人官员之间的矛盾就从来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