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次历史飞跃的启示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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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毛泽东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摸准中国国情“吃透”中国实际情况下，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积极探索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对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领导决策方面反思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经验，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启示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启示之二：决策集团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启示之三：决策者必须有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能开拓创新。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们既是中国革命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的总结，更是运用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学习和把握这些光辉思想，不是为了寻找对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积极探索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对于继承和发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对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减少领导决策失误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领导决策方面反思两次历史性飞跃经验，缕析其给予我们的多方面的启示。
一
早在1919年，列宁就曾向东方共产党人提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1）应该说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但是党在早期并没有很好地运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中国革命之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和随后连续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真正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中国的“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同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现实中，深刻总结和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
依据半殖民地中国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毛泽东早在1921年1月就认识到中国问题必须采用“俄式”方法，激烈的共产主义方法，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这一思想随着斗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伟大的战略决策，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精神分析，毛泽东正确地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关注并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基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毛泽东1927年“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的特点，作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论断。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开展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积蓄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因此，在那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但是，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临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中国革命不仅要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且要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的军阀、地主、土豪劣绅，都有长期的反革命经验，他们不仅建立了庞大的军队，而且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凭借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对中国革命实行武装镇压。而革命势力暂时还比较小，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夺取全国的胜利，必须经过的曲折斗争。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才能使自己由弱变强，使敌人由强变弱，最后战胜敌人。（3）这一思想恰好暗合了苏联武装夺取政权的原则，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与当时俄国的不同，在采取武装的方式上，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革命斗争，而不是“城市中心论”他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4）“这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来源于对中国革命实际的深刻把握，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具体决策，用于指导实践。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文中，毛泽东进而系统地归纳，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领导决定中最具方法论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同样的，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了解我国的国情。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没有深刻了解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盲目照搬了苏联模式，并将马列关于社会主义高级阶级的若干原则套用在经济文化相应落后的中国建设上，加上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等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依据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总结，邓小平首先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是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并深刻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7）而中国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底子薄，第二个是人口多，耕地少”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1981年6月，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论断。1987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的概括。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局限于生产关系、生活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92年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纠正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长期以来，由于错误思想的干扰，因而形成了一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是市场。”这一崭新的思想，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观点，为我国经济改革确定了正确的目标模式。（8）正如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正是在“摸准”中国国情“吃透”中国实际的情况下，才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综上所述，诚如恩格斯所“原则不是研究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从原则和理论出发，正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显著特色和哲学基础，也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指导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具体途径。由此而启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既无现成答案可查，更无现成道路可寻，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是我们作出正确决策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才是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得力法宝，是领导决策中第一的和首先应当遵循的原则。
二
两次历史性飞跃给予我们的另一方面的启示是：决策集团，尤其是决策集团的首要人物不唯有坚定正确的世界观，而且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坚持正确的方向，探索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毛泽东同志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他通过对马列主义原理和其精神实质悉心理解，形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准备把握，增强了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他确信“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决策，但正是这些正确的决策，却在早期长期受到来自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可怕的非难和指责。在共产国际的错误决议影响下，李立三于1930年4月在红旗第90期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夺取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更有甚者，王明主持中央于1931年9月1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十一次全会总结决议指责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决策为“极严重的一贯左倾机会主义”在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被不点名的批评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阻挠军事技术发展的“游击主义”等等。并在组织上以所谓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为由，取消了红一方面的政治委员制，排斥了当时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上旬，在讨论和确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方针的宁都会议上，更指责毛泽东扩大巩固红军和根据地的正确意见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批评毛泽东关于向赣东北发展的战略决策是“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会后再次撤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迫使他了亲手缔造的红军。这些来自党内的、特别是中央的可怕的非难和排斥，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决策和理论思想，反而更激发了他同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意志，终于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取得了胜利，拔正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船。从而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
如同美国传记作家r•特里尔评价毛泽东“具有火一般热情”和“坚如磬石的意志”法国传记作家乌利弗兰茨评价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更新了中国，对此，他长久奋斗，大概是从他政治生命开始以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不知道世界哪一位政治家能象邓一样走过那样错综复杂，崎岖不平，然而又是成绩卓著的历程”（邓小平传第一页）的确邓小平是在坎坷崎岖的政治道路上，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执着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他孜孜以求，念念不忘地致力于中国的富强和经济发展，文革的残酷迫害、改变不了这一点，文革后期复出后就大刀阔斧，全力以赴地抓整顿，抓经济，抓发展。从邓小平文选登载的75年的全部8篇文章可以看出，几乎无一不是在执着地追求中国的富强和发展，倾注着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和人民全身心的爱，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他说：“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文选第214页）而且“横下心来”“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始终如一”、“一心一意”地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真正象民族英雄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因福祸趋避之”这种意志和毅力除了给予我们以启示之外，更令我们为之感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正是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会使我们获得了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从而制定出正确的决策，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不折不挠的精神，才使正确的决策得以贯彻实施，创造出中国革命和建设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
三
决策者必须具有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具有“不唯书、不畏上、只唯实”的精神才能够开拓创新，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蓬勃发展，这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给予我们的又一方面的启示。
无私才能无畏，当我们纵观历史，放眼现实的时候，不能不敬佩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伟大人格，并为这伟大人格力量在开创理论新局面所起的作用而深深折服。当党的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是毛泽东伸出了巨手力挽狂澜，救革命于既倒，不计个人的恩恩怨怨，名利得失，同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才使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勃勃生机，并结出了丰硕成果。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呻吟的祖国，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嫌，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主动伸出了联合之手，促成了全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取得了抗日战线的胜利。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党只有正确地团结了广大的同盟军，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出发，深刻论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异常强大而凶恶的。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发展的不平衡。”“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敌人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团结一节可以团结的同盟者，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如果放弃了应该团结和可能团结的力量，必然使自己陷于孤立，增加敌人的同盟者，招致革命的损失或失败。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就决定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才能真正组成统一战线。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统一战线中极其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正确处理了这个问题，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独特贡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再添一块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绚丽瑰宝。
正如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副食中国共产党冲破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一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神化，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空想的，合理化的以及错误的认识的束缚，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冲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缠，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新天地，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厦。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国人民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和创造性。第一，创造性地提出和平与发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重大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应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用发展来促进和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的要求。第二，创造性地提出改造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不同的是这个矛盾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加以解决。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毛泽东在对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以致于推进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结果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基本矛盾的现状，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命题。把改革提高到革命高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第一次明确了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1985年，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革命。”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回答和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未遇到，毛泽东所未能正确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问题，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三，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为中国的发展开拓了一条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抓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辩证法两点的坚持和发展。两点论是两手抓的内在灵魂，两手抓则是两点论的生动体现，是“两点论”在社会主认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第四、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国策。邓小平又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把和平共处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为世界各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经验、新范例。正是有了这种无私无畏的勇气，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才使我们党敢于说前人没说过的话，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敢于增强了改革开放力度的信心和勇气。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敢试、敢闯、敢冒”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今天，如果哪一个决策者还不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唯书唯上，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势必阻碍改革开放，误失良机，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决策者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重要是提高决策者解放思想的自觉性。
在我党历史上，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极左路线等错误思潮，时沉时浮、或隐或显，这错误思潮最盛行之时，也正是党的事业遭受损失最惨重之时，历史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几乎葬送了党和革命。十年“文革”则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然而恰恰是由于这两次惨重损失之时又引发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几十年，同样地，如果没有邓小平，十年动乱中形成的思想僵化和极左理论，又会持续到何年何月？我们在欢呼思想解放的同时，是否也在痛悔这血的代价呢？历史已成过去，但却照鉴未来，应使每一位决策者牢记解放思想的自觉性，永远不再受教条的禁锢和束缚。当前主要的应是全面贯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发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否定自我，否定一切不合乎实际的东西，使每一项决策更加科学化，方能万众一心，真正坚持党的路线基本不动摇，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四卷。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
3、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二卷。
4、邓小平文选（1975－198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内容提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毛泽东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摸准中国国情“吃透”中国实际情况下，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积极探索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对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领导决策方面反思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经验，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启示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启示之二：决策集团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启示之三：决策者必须有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能开拓创新。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们既是中国革命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的总结，更是运用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学习和把握这些光辉思想，不是为了寻找对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积极探索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对于继承和发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对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减少领导决策失误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领导决策方面反思两次历史性飞跃经验，缕析其给予我们的多方面的启示。
一
早在1919年，列宁就曾向东方共产党人提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1）应该说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但是党在早期并没有很好地运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中国革命之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和随后连续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真正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中国的“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同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现实中，深刻总结和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
依据半殖民地中国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毛泽东早在1921年1月就认识到中国问题必须采用“俄式”方法，激烈的共产主义方法，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这一思想随着斗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伟大的战略决策，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精神分析，毛泽东正确地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关注并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基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毛泽东1927年“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的特点，作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论断。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开展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积蓄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因此，在那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但是，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临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中国革命不仅要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且要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的军阀、地主、土豪劣绅，都有长期的反革命经验，他们不仅建立了庞大的军队，而且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凭借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对中国革命实行武装镇压。而革命势力暂时还比较小，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夺取全国的胜利，必须经过的曲折斗争。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才能使自己由弱变强，使敌人由强变弱，最后战胜敌人。（3）这一思想恰好暗合了苏联武装夺取政权的原则，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与当时俄国的不同，在采取武装的方式上，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革命斗争，而不是“城市中心论”他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4）“这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来源于对中国革命实际的深刻把握，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具体决策，用于指导实践。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文中，毛泽东进而系统地归纳，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领导决定中最具方法论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同样的，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了解我国的国情。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没有深刻了解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盲目照搬了苏联模式，并将马列关于社会主义高级阶级的若干原则套用在经济文化相应落后的中国建设上，加上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等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依据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总结，邓小平首先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是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并深刻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7）而中国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底子薄，第二个是人口多，耕地少”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1981年6月，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论断。1987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的概括。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局限于生产关系、生活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92年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纠正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长期以来，由于错误思想的干扰，因而形成了一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是市场。”这一崭新的思想，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观点，为我国经济改革确定了正确的目标模式。（8）正如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正是在“摸准”中国国情“吃透”中国实际的情况下，才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综上所述，诚如恩格斯所“原则不是研究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从原则和理论出发，正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显著特色和哲学基础，也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指导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具体途径。由此而启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既无现成答案可查，更无现成道路可寻，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是我们作出正确决策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才是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得力法宝，是领导决策中第一的和首先应当遵循的原则。
二
两次历史性飞跃给予我们的另一方面的启示是：决策集团，尤其是决策集团的首要人物不唯有坚定正确的世界观，而且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坚持正确的方向，探索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毛泽东同志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他通过对马列主义原理和其精神实质悉心理解，形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准备把握，增强了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他确信“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决策，但正是这些正确的决策，却在早期长期受到来自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可怕的非难和指责。在共产国际的错误决议影响下，李立三于1930年4月在红旗第90期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夺取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更有甚者，王明主持中央于1931年9月1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十一次全会总结决议指责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决策为“极严重的一贯左倾机会主义”在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被不点名的批评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阻挠军事技术发展的“游击主义”等等。并在组织上以所谓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为由，取消了红一方面的政治委员制，排斥了当时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上旬，在讨论和确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方针的宁都会议上，更指责毛泽东扩大巩固红军和根据地的正确意见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批评毛泽东关于向赣东北发展的战略决策是“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会后再次撤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迫使他了亲手缔造的红军。这些来自党内的、特别是中央的可怕的非难和排斥，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决策和理论思想，反而更激发了他同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意志，终于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取得了胜利，拔正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船。从而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
如同美国传记作家r•特里尔评价毛泽东“具有火一般热情”和“坚如磬石的意志”法国传记作家乌利弗兰茨评价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更新了中国，对此，他长久奋斗，大概是从他政治生命开始以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不知道世界哪一位政治家能象邓一样走过那样错综复杂，崎岖不平，然而又是成绩卓著的历程”（邓小平传第一页）的确邓小平是在坎坷崎岖的政治道路上，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执着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他孜孜以求，念念不忘地致力于中国的富强和经济发展，文革的残酷迫害、改变不了这一点，文革后期复出后就大刀阔斧，全力以赴地抓整顿，抓经济，抓发展。从邓小平文选登载的75年的全部8篇文章可以看出，几乎无一不是在执着地追求中国的富强和发展，倾注着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和人民全身心的爱，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他说：“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文选第214页）而且“横下心来”“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始终如一”、“一心一意”地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真正象民族英雄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因福祸趋避之”这种意志和毅力除了给予我们以启示之外，更令我们为之感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正是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会使我们获得了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从而制定出正确的决策，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不折不挠的精神，才使正确的决策得以贯彻实施，创造出中国革命和建设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
三
决策者必须具有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具有“不唯书、不畏上、只唯实”的精神才能够开拓创新，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蓬勃发展，这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给予我们的又一方面的启示。
无私才能无畏，当我们纵观历史，放眼现实的时候，不能不敬佩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伟大人格，并为这伟大人格力量在开创理论新局面所起的作用而深深折服。当党的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是毛泽东伸出了巨手力挽狂澜，救革命于既倒，不计个人的恩恩怨怨，名利得失，同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才使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勃勃生机，并结出了丰硕成果。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呻吟的祖国，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嫌，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主动伸出了联合之手，促成了全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取得了抗日战线的胜利。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党只有正确地团结了广大的同盟军，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出发，深刻论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异常强大而凶恶的。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发展的不平衡。”“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敌人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团结一节可以团结的同盟者，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如果放弃了应该团结和可能团结的力量，必然使自己陷于孤立，增加敌人的同盟者，招致革命的损失或失败。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就决定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才能真正组成统一战线。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统一战线中极其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正确处理了这个问题，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独特贡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再添一块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绚丽瑰宝。
正如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副食中国共产党冲破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一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神化，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空想的，合理化的以及错误的认识的束缚，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冲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缠，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新天地，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厦。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国人民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和创造性。第一，创造性地提出和平与发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重大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应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用发展来促进和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的要求。第二，创造性地提出改造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不同的是这个矛盾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加以解决。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毛泽东在对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以致于推进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结果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基本矛盾的现状，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命题。把改革提高到革命高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第一次明确了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1985年，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革命。”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回答和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未遇到，毛泽东所未能正确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问题，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三，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为中国的发展开拓了一条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抓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辩证法两点的坚持和发展。两点论是两手抓的内在灵魂，两手抓则是两点论的生动体现，是“两点论”在社会主认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第四、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国策。邓小平又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把和平共处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为世界各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经验、新范例。正是有了这种无私无畏的勇气，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才使我们党敢于说前人没说过的话，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敢于增强了改革开放力度的信心和勇气。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敢试、敢闯、敢冒”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今天，如果哪一个决策者还不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唯书唯上，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势必阻碍改革开放，误失良机，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决策者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重要是提高决策者解放思想的自觉性。
在我党历史上，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极左路线等错误思潮，时沉时浮、或隐或显，这错误思潮最盛行之时，也正是党的事业遭受损失最惨重之时，历史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几乎葬送了党和革命。十年“文革”则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然而恰恰是由于这两次惨重损失之时又引发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几十年，同样地，如果没有邓小平，十年动乱中形成的思想僵化和极左理论，又会持续到何年何月？我们在欢呼思想解放的同时，是否也在痛悔这血的代价呢？历史已成过去，但却照鉴未来，应使每一位决策者牢记解放思想的自觉性，永远不再受教条的禁锢和束缚。当前主要的应是全面贯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发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否定自我，否定一切不合乎实际的东西，使每一项决策更加科学化，方能万众一心，真正坚持党的路线基本不动摇，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四卷。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
3、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二卷。
4、邓小平文选（1975－198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