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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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1月7日清晨，在俄罗斯梁赞省至乌拉尔斯克铁路线上一个偏僻的小站，一位82岁的老人于站长的木板房里溘然长逝。当天，小站和站前的小镇就挤满了闻讯而至、面容悲伤的人。送逝者回故里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时，大学生和青年人吟唱着永远怀念的赞美诗，抬着灵柩穿过车站的院落和花园，走向站台前的火车；聚集在站台上的人群脱了帽
向着灵柩表示最后的敬意；沿途每个车站都有薪柴在熊熊燃烧，为迎灵的人们驱寒。到达离庄园6俄里左右的查雪卡火车站后，车站和铁道两旁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从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来的农民走在送殡队伍的最前面，他们手里举着自己做的白色亚麻布横幅，上面写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良善的美德永远铭记在我们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永远怀念的庄严歌声再次响起，开始时仿佛是微风穿过树林发出的深沉的哀吟，而后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是无数架大风琴一齐奏出的激越的悲鸣
回忆祖父列夫•托尔斯泰一文提到当时的情景：“看来，沙皇政府更加害怕死去的托尔斯泰，因而把前来参加护送灵柩的大学生专车中途拦住，在灵柩护送队伍必经的沿途两旁，出动了骑警，如临大敌在山坡上，我们看到沙俄政府派出的警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送葬的人们。但人们不去理会，因为这时每个人心中只感到无限的悲痛和忧伤。”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那个躺在灵柩中永远不会醒来的人――列夫•托尔斯泰（levnikolaevichtolstoy），这样被人们，特别是平民所敬仰和崇拜，绝不因为他是一个出身名门，作过文官，拥有2。2万亩庄园、几百个农奴的伯爵老爷，也绝不因为他曾自愿从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最危险的地方参加过战斗，并且在隆隆的炮声中记录下生者与死者的凄怆总之，他生前所有与他的身份及职务有关的行为，都不足以使这么多颗心将感情倾注于他身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1岁半丧母，9岁丧父，由姑母抚养成人。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对哲学发生兴趣，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生活，两年后在庄园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851年4月底，他随兄赴高加索，自愿服兵役。在战斗中，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1856年，他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的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1859至1862年间，他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而且，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他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了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学校也关闭了。
亲身经历使他逐渐明白，人间一切不公正的根源就在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制造者就是他所属的那个阶级。所以，他厌弃贵族生活，曾说：“回到家里坐在餐桌前，两个穿燕尾服的男仆伺候着我吃饭，我感到我有罪。不仅有罪，甚至我觉得自己是帮凶！”他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种树、缝鞋、制作衬衣，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说：“我要到平民中间去，尽力去帮助他们――这是我们每个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因为我们都是靠他们的劳动，靠他们的艰辛维持生活的。”他访问莫斯科的贫民窟，参加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在第一次触及所谓的“文明”之下隐藏着的疮痍后，他嚎啕着说：“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这决不能存在！”在大饥荒中，他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致函沙皇，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
晚年的托尔斯泰，在世人眼中是一个温和的形象：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清明的眼神。但他的眼睛依旧保有着洞察秋毫的光芒，从高处注视着一切：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他身边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伟大或渺小的灵魂以及他们的痛苦他的思想甚至已经接近神的境界――充满了那种无边、无终的博爱。但他却因此陷入到更深的苦闷之中：他所在的阶级和隶属那个阶级的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朋友、他的日常生活等，都和他的信仰格格不入。他的小卧室内只放着一张铁床，四壁空空如也，他却依旧为这种舒适而苦恼，因为他把穷人的惨状拿来同自己作比。他无力缩短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同他之间的思想上的距离，也不愿强迫他们脱离原来的生活与习惯，无奈之中，他选择了逃避――出走。
出走途中，他病倒了，就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哭泣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世上不幸的人们。他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大家为何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托尔斯泰？”
他的灵魂，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的心魂。”真正伟大的灵魂，是可以穿越时代获得永生，抚慰一代又一代人的。所以，托尔斯泰的作品具备了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高居世界文学名著书林之巅的那三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战争与和平是长篇历史小说，以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个豪族作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无数画面，描绘了559个人物，上至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了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并将人民描写成决定俄国命运的伟大力量，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英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尔斯华绥读到它后宣称：“这是从古至今所有作品中最最伟大的一部。”安娜卡列尼娜从贵族婚姻和家庭关系这个角度，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她的爱情悲剧是时代的产物，是个社会性的悲剧。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但他失败了。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取材于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骗姑母家中的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多年后，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的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
借助深沉、坦诚、对自己毫无遮蔽的文字，托尔斯泰传达着他高尚而坚定的信念：“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因此，人们相信：只要这世上还有贫穷，人间还有不公正，身边还有人需要同情和帮助，我们就永远需要托尔斯泰――人类的良心！
1910年11月7日清晨，在俄罗斯梁赞省至乌拉尔斯克铁路线上一个偏僻的小站，一位82岁的老人于站长的木板房里溘然长逝。当天，小站和站前的小镇就挤满了闻讯而至、面容悲伤的人。送逝者回故里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时，大学生和青年人吟唱着永远怀念的赞美诗，抬着灵柩穿过车站的院落和花园，走向站台前的火车；聚集在站台上的人群脱了帽
向着灵柩表示最后的敬意；沿途每个车站都有薪柴在熊熊燃烧，为迎灵的人们驱寒。到达离庄园6俄里左右的查雪卡火车站后，车站和铁道两旁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从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来的农民走在送殡队伍的最前面，他们手里举着自己做的白色亚麻布横幅，上面写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良善的美德永远铭记在我们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永远怀念的庄严歌声再次响起，开始时仿佛是微风穿过树林发出的深沉的哀吟，而后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是无数架大风琴一齐奏出的激越的悲鸣
回忆祖父列夫•托尔斯泰一文提到当时的情景：“看来，沙皇政府更加害怕死去的托尔斯泰，因而把前来参加护送灵柩的大学生专车中途拦住，在灵柩护送队伍必经的沿途两旁，出动了骑警，如临大敌在山坡上，我们看到沙俄政府派出的警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送葬的人们。但人们不去理会，因为这时每个人心中只感到无限的悲痛和忧伤。”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那个躺在灵柩中永远不会醒来的人――列夫•托尔斯泰（levnikolaevichtolstoy），这样被人们，特别是平民所敬仰和崇拜，绝不因为他是一个出身名门，作过文官，拥有2。2万亩庄园、几百个农奴的伯爵老爷，也绝不因为他曾自愿从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最危险的地方参加过战斗，并且在隆隆的炮声中记录下生者与死者的凄怆总之，他生前所有与他的身份及职务有关的行为，都不足以使这么多颗心将感情倾注于他身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1岁半丧母，9岁丧父，由姑母抚养成人。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对哲学发生兴趣，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生活，两年后在庄园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851年4月底，他随兄赴高加索，自愿服兵役。在战斗中，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1856年，他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的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1859至1862年间，他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而且，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他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了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学校也关闭了。
亲身经历使他逐渐明白，人间一切不公正的根源就在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制造者就是他所属的那个阶级。所以，他厌弃贵族生活，曾说：“回到家里坐在餐桌前，两个穿燕尾服的男仆伺候着我吃饭，我感到我有罪。不仅有罪，甚至我觉得自己是帮凶！”他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种树、缝鞋、制作衬衣，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说：“我要到平民中间去，尽力去帮助他们――这是我们每个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因为我们都是靠他们的劳动，靠他们的艰辛维持生活的。”他访问莫斯科的贫民窟，参加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在第一次触及所谓的“文明”之下隐藏着的疮痍后，他嚎啕着说：“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这决不能存在！”在大饥荒中，他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致函沙皇，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
晚年的托尔斯泰，在世人眼中是一个温和的形象：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清明的眼神。但他的眼睛依旧保有着洞察秋毫的光芒，从高处注视着一切：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他身边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伟大或渺小的灵魂以及他们的痛苦他的思想甚至已经接近神的境界――充满了那种无边、无终的博爱。但他却因此陷入到更深的苦闷之中：他所在的阶级和隶属那个阶级的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朋友、他的日常生活等，都和他的信仰格格不入。他的小卧室内只放着一张铁床，四壁空空如也，他却依旧为这种舒适而苦恼，因为他把穷人的惨状拿来同自己作比。他无力缩短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同他之间的思想上的距离，也不愿强迫他们脱离原来的生活与习惯，无奈之中，他选择了逃避――出走。
出走途中，他病倒了，就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哭泣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世上不幸的人们。他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大家为何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托尔斯泰？”
他的灵魂，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的心魂。”真正伟大的灵魂，是可以穿越时代获得永生，抚慰一代又一代人的。所以，托尔斯泰的作品具备了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高居世界文学名著书林之巅的那三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战争与和平是长篇历史小说，以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个豪族作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无数画面，描绘了559个人物，上至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了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并将人民描写成决定俄国命运的伟大力量，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英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尔斯华绥读到它后宣称：“这是从古至今所有作品中最最伟大的一部。”安娜卡列尼娜从贵族婚姻和家庭关系这个角度，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她的爱情悲剧是时代的产物，是个社会性的悲剧。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但他失败了。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取材于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骗姑母家中的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多年后，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的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
借助深沉、坦诚、对自己毫无遮蔽的文字，托尔斯泰传达着他高尚而坚定的信念：“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因此，人们相信：只要这世上还有贫穷，人间还有不公正，身边还有人需要同情和帮助，我们就永远需要托尔斯泰――人类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