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自由与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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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关于“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精神有问题”的言论引发上百人的抗议。中国正越来越向自由社会转变，言论自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个人自由。但同样自由与秩序的悖论将永远成为人类实践中的平衡木。怎样使两者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考验着过去的和未来的社会统治者。学者无疑在其中扮演着一种纽带的作用，他们应该成为自由与秩序悖论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社会，已经被自由学者们贬得一文不值。当他们在面对这个全面自由的社会时，是否能够在保持自身自由的同时，有同样保证他人的自由呢？
孙教授无疑以充满硝烟味和独断味的言论表明了他应该得到的言论自由，无可厚非，即使是学者，他们同样可以充当利剑和炮筒，他们也可以以言论自由来换取物质上的自由，他们有自身的追求，为了自身的追求，他们也必须和必要去言论自由一下，让社会感受他们的口气。当然孙教授的言论代表了他的看法，他的根据是否时科学的，抑或是某些人的口吻，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也同样有自由表示反对。可是，结果呢？当反对者表达他们自由时，他们却遭到了压制。只有保安和警察来接待他们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并将他们的眼泪掩盖在了媒体的镜头之下。这或许也在演习着那些所谓精神偏执的受访者的遭遇，他们在没有媒体的照耀下，在公众的关注下，他们的自由表达将换来的是什么？或许是沉默，或许是冷遇，也或许是某些具有一定金属硬度的东西的强烈的自由表达。
什么是自由？当我们反思时，或许自由永远也只不过是专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当自由的表达是不对称的时候，别人的自由可以把你的自由掩盖，践踏，你怎么办？你会为了你的自由而执着的争取吗？如果你会的话，你就不得不接受孙教授的说法了。
现在我想在谈谈学者的自由。学者在当今中国社会是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第三股势力。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一个现实还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设想。当然，或许更倾向于后者。这也说明当代我们的学者并没有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生存方式决定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是一种有意的掩饰）。学者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得生存方式啊，他们不仅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学术责任，也要肩负起家庭责任啊。而真正评价一个学者的品质和道德水平的标准也正在他们怎样处理这个责任的关系，把何者放在第一位，决定了他们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和优劣。
马克思将人类的历史形态分为三种，第一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附性，第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的人的独立性，第三也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人是在依赖于物质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独立性的存在。学者不例外，他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啊。所以，学者们可以很从容地以马克思的指示为自己的人生坐标。在物质上不断矮化自己的独立性的存在。所以，为了获得优越的物质上的享受，利用专业优势发一些人民群众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反驳的大道理，为那些不易出头的人们扯一面学术大旗，从气势震慑住那些愚昧的大众，那简直是比在课堂给那些睡懒觉的邋遢学生更有成就感，更实惠了。毕竟讲课也无法赶上“知识经济”创造利润的回报大啊！
学者本来是游离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独立的离子，但现在物质像一把巨大的磁石，把他们越来越吸引上了政府，企业的一边。政府可以满足他们的权利需要，企业可以满足他们的屋子需要，媒体成为他们的传话筒，所谓居高声自远嘛，他们利用着一切现代化的传媒手段，用自己的独特的理论迷惑，抹杀甚至最终同化了那些只知穿衣吃饭的蒙蒙大众。历史上那些铮铮铁骨，为民请愿，独揽狂澜的正直学者的面目早已随着历史灰飞烟灭，今天那些受到不平遭遇的人，那些需要得到正确指导的大众，要去依靠谁呢？
无疑，我们必须坦白的说，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仍然有待于提高。我不是要从受教育的年数来衡量一个人的文化水平，而是一个人是否具有对世界，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这些文化现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为衡量的标准。一个这个标准来衡量，能够为一个阶层做出表率作用，能够代表一定阶层，人群的利益要求的知识精英恐怕还没有形成，至少代表最大数农民的利益要求的知识精英没有（当然，我对那些研究农村现状的所谓学者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学术立场往往是偏于整体化，他们只是学者，不会真正关注农民的利益要求，因为你不能要求他们也来当农民，所以农民的知识精英，只能从农民内部产生，也就是那些出身农民，同时受到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弟，但可惜大部分只能是时过境迁，鸡变成了凤凰，就连鸡窝都不认了）。同时，中国目前受到某些地方政府，法院不公平待遇的人，只能靠上访为自己讨一个说法，更多的是小事化了。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来提供学术支撑，为他们讨回公道，恐怕没有这么一个精英群体。所以当孙教授行使学术自由权的时候，没有人出来进行系统的反驳，只是一堆胡乱批评和痛骂，所以，那些没有知识武器的人劳力了，上街抗议，显然这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事啊！但孙教授却躲在象牙塔里依旧自由自在的做他的学问了，虽然这学问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而已。他永远不会影响社会和谐的，没有人再来革他这个文人的命了。
言归正传，当今这个社会，学者要怎样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这恐怕是一个不易找到的答案的问题。但大多数学者是用沉默和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不闻不问，或者不疼不痒的提个设想，建议之类，就算是不错了，既保住了饭碗，又于世无争，多好了，自由自在，教授待遇又还不错，安度晚年吧。也有一部分人被经济感染了，在媒体上兑换一下学问，让自己的物质水平上升一个台阶，这也是与时俱进啊。这两者估计占了绝大部分吧。又良知的， 我听说过。
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绝不是独独中国的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其实早已经跟时代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了，他们在专业分工中，只不过是学问上的专家而已，你要他们又什么社会责任啊？他们很无辜啊。他们不是中国近代的那些有着强烈的民族情节和民主情节的人群了，至少大部分已经不是了，混口饭嘛，我哪管的了那些事啊。他们的追求早已仅限解决自己衣食住行。我们或许应该理解他们。但如果我希望有些人没有丧失掉那些品格，因为这些人才是历史的脊梁。虽然他们创造的历史，不会直接兑换为金钱，地位，美女。
宋代思想家张继说过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有做到这几条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我说的是真正的学者！不管，有多少理由可以为我们开脱，但历史永远无法抹去。
近来，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关于“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精神有问题”的言论引发上百人的抗议。中国正越来越向自由社会转变，言论自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个人自由。但同样自由与秩序的悖论将永远成为人类实践中的平衡木。怎样使两者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考验着过去的和未来的社会统治者。学者无疑在其中扮演着一种纽带的作用，他们应该成为自由与秩序悖论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社会，已经被自由学者们贬得一文不值。当他们在面对这个全面自由的社会时，是否能够在保持自身自由的同时，有同样保证他人的自由呢？
孙教授无疑以充满硝烟味和独断味的言论表明了他应该得到的言论自由，无可厚非，即使是学者，他们同样可以充当利剑和炮筒，他们也可以以言论自由来换取物质上的自由，他们有自身的追求，为了自身的追求，他们也必须和必要去言论自由一下，让社会感受他们的口气。当然孙教授的言论代表了他的看法，他的根据是否时科学的，抑或是某些人的口吻，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也同样有自由表示反对。可是，结果呢？当反对者表达他们自由时，他们却遭到了压制。只有保安和警察来接待他们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并将他们的眼泪掩盖在了媒体的镜头之下。这或许也在演习着那些所谓精神偏执的受访者的遭遇，他们在没有媒体的照耀下，在公众的关注下，他们的自由表达将换来的是什么？或许是沉默，或许是冷遇，也或许是某些具有一定金属硬度的东西的强烈的自由表达。
什么是自由？当我们反思时，或许自由永远也只不过是专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当自由的表达是不对称的时候，别人的自由可以把你的自由掩盖，践踏，你怎么办？你会为了你的自由而执着的争取吗？如果你会的话，你就不得不接受孙教授的说法了。
现在我想在谈谈学者的自由。学者在当今中国社会是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第三股势力。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一个现实还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设想。当然，或许更倾向于后者。这也说明当代我们的学者并没有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生存方式决定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是一种有意的掩饰）。学者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得生存方式啊，他们不仅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学术责任，也要肩负起家庭责任啊。而真正评价一个学者的品质和道德水平的标准也正在他们怎样处理这个责任的关系，把何者放在第一位，决定了他们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和优劣。
马克思将人类的历史形态分为三种，第一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附性，第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的人的独立性，第三也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人是在依赖于物质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独立性的存在。学者不例外，他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啊。所以，学者们可以很从容地以马克思的指示为自己的人生坐标。在物质上不断矮化自己的独立性的存在。所以，为了获得优越的物质上的享受，利用专业优势发一些人民群众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反驳的大道理，为那些不易出头的人们扯一面学术大旗，从气势震慑住那些愚昧的大众，那简直是比在课堂给那些睡懒觉的邋遢学生更有成就感，更实惠了。毕竟讲课也无法赶上“知识经济”创造利润的回报大啊！
学者本来是游离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独立的离子，但现在物质像一把巨大的磁石，把他们越来越吸引上了政府，企业的一边。政府可以满足他们的权利需要，企业可以满足他们的屋子需要，媒体成为他们的传话筒，所谓居高声自远嘛，他们利用着一切现代化的传媒手段，用自己的独特的理论迷惑，抹杀甚至最终同化了那些只知穿衣吃饭的蒙蒙大众。历史上那些铮铮铁骨，为民请愿，独揽狂澜的正直学者的面目早已随着历史灰飞烟灭，今天那些受到不平遭遇的人，那些需要得到正确指导的大众，要去依靠谁呢？
无疑，我们必须坦白的说，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仍然有待于提高。我不是要从受教育的年数来衡量一个人的文化水平，而是一个人是否具有对世界，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这些文化现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为衡量的标准。一个这个标准来衡量，能够为一个阶层做出表率作用，能够代表一定阶层，人群的利益要求的知识精英恐怕还没有形成，至少代表最大数农民的利益要求的知识精英没有（当然，我对那些研究农村现状的所谓学者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学术立场往往是偏于整体化，他们只是学者，不会真正关注农民的利益要求，因为你不能要求他们也来当农民，所以农民的知识精英，只能从农民内部产生，也就是那些出身农民，同时受到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弟，但可惜大部分只能是时过境迁，鸡变成了凤凰，就连鸡窝都不认了）。同时，中国目前受到某些地方政府，法院不公平待遇的人，只能靠上访为自己讨一个说法，更多的是小事化了。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来提供学术支撑，为他们讨回公道，恐怕没有这么一个精英群体。所以当孙教授行使学术自由权的时候，没有人出来进行系统的反驳，只是一堆胡乱批评和痛骂，所以，那些没有知识武器的人劳力了，上街抗议，显然这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事啊！但孙教授却躲在象牙塔里依旧自由自在的做他的学问了，虽然这学问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而已。他永远不会影响社会和谐的，没有人再来革他这个文人的命了。
言归正传，当今这个社会，学者要怎样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这恐怕是一个不易找到的答案的问题。但大多数学者是用沉默和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不闻不问，或者不疼不痒的提个设想，建议之类，就算是不错了，既保住了饭碗，又于世无争，多好了，自由自在，教授待遇又还不错，安度晚年吧。也有一部分人被经济感染了，在媒体上兑换一下学问，让自己的物质水平上升一个台阶，这也是与时俱进啊。这两者估计占了绝大部分吧。又良知的， 我听说过。
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绝不是独独中国的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其实早已经跟时代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了，他们在专业分工中，只不过是学问上的专家而已，你要他们又什么社会责任啊？他们很无辜啊。他们不是中国近代的那些有着强烈的民族情节和民主情节的人群了，至少大部分已经不是了，混口饭嘛，我哪管的了那些事啊。他们的追求早已仅限解决自己衣食住行。我们或许应该理解他们。但如果我希望有些人没有丧失掉那些品格，因为这些人才是历史的脊梁。虽然他们创造的历史，不会直接兑换为金钱，地位，美女。
宋代思想家张继说过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有做到这几条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我说的是真正的学者！不管，有多少理由可以为我们开脱，但历史永远无法抹去。